“嗯嗯，然后呢？女人的来源呢？”

“你看，你这话就很不正确，到元老院第一读就会被女元老批臭。”王君说，“不要这么直白，更不能提性别问题。‘归化民职工的老婆’要换成‘归化民职工的配偶’——配偶男女都可以指代，女元老听起来就没那么刺耳了，而且这个提案也不是光为男职工服务了不是？”

杜易斌心想这弯弯绕我可搞不来，看来以后还是回家养鸡养穿山甲是正经。

“至于你说得配偶来源：女囚就不用想了，上元老院一讨论非撕逼不可，搞不好得撕上几个月；清节院是个可靠的来源，但是人数不会多；至于从国外输入女人，你说印度越南都可以，不过这事得五道口肯批才行——要花钱的。”

“这么说事情是很难办……”杜易斌顿时消沉起来。《启明星》上最近几期上都有关于财政问题的文章——总之就是“困难”。

“所以我们要立足本地嘛！”王君趁机开始兜售自己的方案，“广州好几十万人口，适龄单身妇女的绝对数字不会小，我们多搞几次集体相亲，不就行了？别说小张，就是刘翔、元老院的大佬们也说不出个‘不’字。你看我们又是婚姻自主，又是移风易俗，又是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

“可是残疾归化民这么办？”杜易斌赶紧拦住了他的发挥，“相亲的女人能瞧上他们？”

“老大！这个时代的婚姻观念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对于大多数中下层妇女来说，择偶主要考虑男方经济能力，而不是小鲜肉。两情相悦，郎才女貌，那是吃饱了饭的小姐才能考虑的。”王君说道，“残疾归化民只要有合适的收入，自然有女人会愿意跟他——财金口不是批复说可以给残疾归化民结婚以特殊补贴么？”

“好吧，”杜易斌被说服了，“可是哪些人愿意来呢？我们总不能到大街上去拉女人来相亲吧。”

“所以你才会盯着那些女囚是吧？”

“没错。”

“女囚的思路挺好，就是不现实。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个更现实的大资源。”

“什么？”

“妓女。”

“妓女？”杜易斌做梦也没想到王君会提出这么个建议，他马上不以为然的摇头，“你这才叫不现实——当妓女的都是好吃懒做的，而且她们的生活水平：穿金戴银，吃香喝辣的，还有丫头老妈子侍侯，自己还都喜欢搞个琴棋书画，别说残疾归化民了，就是我们这样的元老她们都未必看得上哩。”

“你不能拿董小宛这类的高级妓女当成妓女的全部，”王君笑了，“大部分妓女还是过得水深火热。前些天的《启明星》你看了吗？”

“没看，咋的。”

“上面有一篇《广州整顿风化业》报告，里面做了很详细的调研，特别是说到虽然我们现在允许妓女‘自营业’，打击妓院黑恶势力，整顿营业环境之后，但是本地妓女中还有是七成以上表示希望从良，而且剩下便是打算继续干得妓女中，很多人是因为出身乐户或者户，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如果有合适的谋生手段就愿意另谋出路。真正想干这行当的，大概不到一成。”

“这么高比例？”

“没错，”王君点头，“我看统计数字，广州城里目前持有黄票的妓女大概有一千五百人以上，就算有七成的妓女打算从良，至少也有一千人。”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有些……”杜易斌说，“妓女的话，归化民愿意娶吗？这可是17世纪啊！”

“本时空我不知道，不过在旧时空，五十年代取缔妓院，妓女解放之后大部分都组织了家庭。不论是什么时空，贞节观这种东西只有在中上层社会才有市场，普通的劳动者能娶到老婆就不错了，没那么讲究。”

形成共识之后，双方分工，由王君去负责说服广州市的相关领导，给相亲活动“开绿灯”。相亲也好，结婚也罢，都是需要投入场地和物资的，必须得到地方实权派的支持。王君其实并非能说会道的人，但是他在工业部门工作，又负责着蒸汽机维修，属于硬邦邦的“技术干部”，地方元老本着“关键的时候能派上用处”的原则，一般都是比较客气的。

至于杜易斌，则去负责说服收容所的妇女“主动选择”残疾归化民。

说起来，要解决婚姻问题的“残疾归化民”并不比当年民政部门为志愿军伤残军人“找老婆”困难，元老院的大众医疗水平十分落后，物资严重短缺，即使到了现在，伤情严重的伤员基本上活不过下来。所以残疾归化民中很少有严重到“生活不能自理”程度，多为肢体残缺，相对而言难度不算太大。

比较困难的是化学烧伤人员，在工业口的残疾归化民中这是个很大的群体。化学烧伤人员很多有面部疤痕和残缺，有的“和卡西莫多差不多”，其实对接触过很多残疾归化民的杜易斌来说，传说中的卡西莫多和他们比起来都可以算是美男子了。

元老院的医学水平虽然做整容手术不成问题，但是受限于抗生素等一系列技术支持的不到位，面部整容手术开展的很少。杜易斌觉得他们才是最难办的一群人。

不管大家如何谈看重的“心灵美”或者“人好”或者“上进心”，归结到最后总是视觉动物。杜易斌叹了口气：“没有组织上安排是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