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五常：仁、义、礼、智、信。

礼再延伸出克己复礼，意诚心正。

即：拿出珍藏，招待贵客，乃为诚心。

乐正氏觉得这理所应当，无需知止。

渔丈人助人不图回报，只因重义，后遭财利所辱，遂拔剑明志。

此乃标准的为大义践身。

因此。

对于义之至善。

乐正氏能够做到知止。

同理。

仁：推己及人的仁爱之心。

礼：规范自我行为的准则。

智：代表着具备明辨是非曲直的能力。

信：诚实守信，千金一诺。

再加上义……

儒学的五常，但凡与现实生存相悖，便是至善，当可知止。

那么问题来了。

孝道你怎么知止？

家孝，对应忠国，方再有仁义礼智信。

孝一动。

整个儒学体系立马就得跟着地动山摇。

内圣外王，也必将不稳！

综上。

嬴政也迅速想到了这一点。

他没必要在五常方面跟乐正氏浪费时间。

他应该学习夫子。

直取问题的本质核心！

一言切中对手的关键要害！

必须要让对手跟着自己的节奏走，直至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春秋楚国年间，有一人名叫直躬，其父偷偷盗窃他人之羊，直躬愧疚难安，遂主动向官府揭发了自己父亲的罪证。”

嬴政提及了非常着名的春秋直躬案。

此事于【吕氏春秋】和【论语】中皆有记载。

遂。

嬴政知晓。

乐正氏也知晓。

周遭的百家学仕同样是人尽皆知。

嬴政继续道：“官府接下供状，依律抓其父，并且要极刑惩戒，以儆效尤，直躬不忍见父加刑，遂又秉持孝心，请求代父受过！”

“直躬当堂明言：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不诛者乎？”

“后来经过官吏层层上报，楚王听闻了此事，感念直躬的信义和孝心，遂下令免去直躬父亲的死刑，最终此事以法外开恩的方式圆满解决。”

“待具体因果传入孔夫子的耳中……孔夫子却表示十分的不以为然，原由在于，孔夫子主张【亲亲相隐】，【至孝为先】，也就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孔夫子认为，那个直躬就不该揭发自己的父亲，此为不孝之举，又何谈信义呢？”

……

在儒家看来，孝乃百善之先。

若你胆敢不孝。

那么你的一切行为，就都会失去原本的意义。

站在孔夫子的角度。

孝忠仁义，由内至外。

顺序不可颠倒。

不然。

人人乱孝且义。

人人乱孝求忠。

岂非民将不民，国将不国？

孝一乱，仁义礼智信都会跟着乱，进而让整个儒学共识体系不再稳固，国家社会定将出现各种纷纷扰扰。

所以。

孔夫子并不推崇直躬的信义和仁孝并行，而是应当仁孝在先，信义在后。

亲亲相隐。

父子相合。

君臣相合。

方可得天下太平。

霎时间。

对面的乐正氏有些浅眉微蹙……

他也明白过来，嬴政想要干什么了。

春秋时期的三北案，直躬案。

都明确昭示着孔夫子对于至孝二字，极为看重。

这就意味着……

内圣在至孝面前，将很难知止。

他得慎之又慎。

随即。

嬴政的身体微微前倾，他压迫感十足的道：“然而按照最初的商君之法，举国一法，法外无刑，贯彻一刑。”

“即：不依功劳，不论善举，不得赦免，必须明正典刑！”

“后自惠文王始，历代大秦先君，不断完善出了凭借功爵，能够赎罪、减刑、免刑等等。”

“因此，若按照最初的商君之法规范，直躬揭发自己的父亲，有功当赏，且不必受到连坐，其父则必须依律严惩，不存在子为父代罪一说。”

……

商君讲究重刑苛法，以刑止刑。

或许按照正常人的逻辑。

直躬都已经揭发了自己的父亲，他愿意代父受过，官府给予一些刑罚方面的减免，又有何不可呢？

答案是……

如果直躬包庇自己父亲的窃羊之举。

包庇者，同罪。

而且，根据户籍什伍制度，左邻右舍居然对于直躬父亲的窃羊之举，毫无察觉，此亦为罪也。

当连坐之。

即：直躬揭发自己的父亲，受赏，免于同罪，也让左邻右舍免于连坐。

站在商君的角度。

这就是依法赏罚，明正典刑。

没有什么看在你仁孝或者信义的情分上，就对你父亲网开一面。

法就是法。

法立如山。

法贵时效。

减刑匮法。

法外无恩！

“再根据现今的秦法，若直躬拥有军功，则可用功爵为自己的父亲赎罪。”

嬴政沉声道：“如果直躬没有军功，其父也不必遭受重刑，只需按照赀刑缴纳财物，再依律流放徭役戍边即可。”

小主，

秦法发展到嬴政这一时期。

肉刑其实已经相对比较少了。

毕竟动则砍手砍脚，对秦廷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缺少一个宝贵的劳动力。

不如让罪犯去修骊山皇陵，筑驰道，建长城等等。

当然。

该罚的钱财，那肯定也是不能少的。

“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