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时空，富有的革-命者奥克斯一度代表法国督政-府的意愿，试图“按照法国为榜样来建设统一的瑞士共和国”，而随后起草的《统一宪法》就是充分征询了法国督政-府的意见来写的。
这个宪法草案在法国境内大量印刷后，秘密运到瑞士各州，到处分发。伯尔尼的保守派和苏黎世的中立派都坚决反对这个草案，他们称这个草案为不合事宜的“牛书”。
由于这份草案丝毫不顾及瑞士的特征，因此许多自称爱国者的革-命人士也觉得它完全是屈从与法国督政-府的命令，他们也反对这份草案。尤其统一国家和中央集权受到批评，这个国家形式与瑞士传统的地方自主和地方独立性格格不入。
而回到时下，安德鲁并不打算让瑞士从一个松散的邦联国家，一下子过度到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或者说，他希望这个山地之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中立的态势。
所以，在与刚从柏林返回巴黎的第二执政勒贝尔，转交工作任务时，安德鲁反复强调：在结束德意志战争之前，暂不要改变瑞士邦联的政体，但可以在旧制度的基础上“打打补丁”。
此外，保持瑞士的政治势力均衡才是关键，不要让一家独大，更不能让瑞士彻底乱起来。改变的结果，无非是让自称爱国者的革-命派分子取代敌视共和国的伯尔尼保守派，继而与苏黎世中立派相互打擂台，而法国外交官居中调解即可。
对于安德鲁的谨慎态度，勒贝尔表示自己不理解。他手指安德鲁桌案上的一份欧洲地图，得意洋洋的问道：“为什么不能改变瑞士，让它成为法国-军队进攻奥地利的跳板。安德鲁，你来看看，从法国东部的汝拉山脉，横跨整个瑞士，到奥地利西部边境，也不过两百公里，而从曼海姆到达奥地利领士，却长达四百公里的距离。如果我们……”
有些时候，安德鲁怀疑勒贝尔是不是一个军事白痴，他之前可是在摩泽尔军团与莱茵军团当过几任军事特派员，应该好歹有一点军事常识。如今看来，估计勒贝尔在军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清点与变现战利品。
此刻，一旁的贝尔蒂埃参谋长看出了安德鲁心中的不悦，急忙出言对着第二执政解释起来。
“执政官公民，行军的距离不是地图上两地之间的直线长度，必须考虑到途中山区、盆地，河谷与平原的地势，以及河流，湖泊、森林与沼泽等复杂地形，还有沿途的路况，军粮征集程度，以及天气因素对行军的影响。基于上述考虑，你描述的第一种行军路线，实际超过了5百公里，而且道路崎岖，森林密布，水域面积大，路况极差，天气复杂，民众贫瘠，而且只适合步兵行军，连骑兵战马的草料都难以供应，别说搬运笨重的火炮做长途行军。
反观从曼海姆到奥地利边境，直线距离标注为4百公里，而实际行军路程达到了6百公里，但由于该地属于较为破碎的中德平原，地势相对平坦，沿途农业发达，征集粮草非常容易。更为关键的，我军装备有大量的蒸汽船，可以借助摩泽尔河、莱茵河、内卡河与多瑙河，逆流而上，为前线作战部队及时输送火炮、军需与弹药，紧急补充兵员或是转运伤病员。”
经过贝尔蒂埃的耐心解释，勒贝尔这才恍然大悟，依照上述说法，法军通行于瑞士道路的困难程度，至少五倍于从曼海姆到奥地利的行军路线，还容易激发瑞士山民的反抗情绪。
当然，如果只是一支没有携带重型火炮的轻列装步兵，比如说七八干人的小型步兵师团，就可以快速通过瑞士，奇袭奥地利边境，也不是不可以。
之前，安德鲁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经过贝尔蒂埃和总参谋部参谋们的缜密论证后，一致认为这种军事冒险实际意义不大，更像是主动“送人头”。除非这支部队的官兵个个都是传说中，能够以一当十，背负五百公斤的“法兰西超人”……
离开巴黎之前，安德鲁还在第四执政康巴塞雷斯的陪同下，视察了负责《民法典》起草编撰的法学专家们。
期间，安德鲁高度肯定了专家团队的辛勤工作，为法兰西法治建设做出的杰出贡献，他明确的告诉在场所有人：最迟在明年雪月开始前，也就是1797年的圣诞节前后，他将代表督政-府，促使两院议会通过这一份历经无数次修订的《法兰西民法典》。
临走之前，安德鲁还留下一张法兰西银行签发的现金支票，金额数目为10万法郎，这属于第一执政对法学专家们最直接的奖励。
在返回波旁宫的马车上，康巴塞雷斯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公文纸，递给对面的安德鲁过目。他解释说，这是自己刚刚拟定的，重建的法兰西最高法院，首批大法官候选名单，一共十五人。
安德鲁将纸条展开，逐一审核大法官的候选人，细细的看过一遍，执政官眉头微皱，思索片刻之后，他掏出刚刚研发出来的吸水钢笔，拧开笔帽，笔尖上的红色墨水，直接划掉了名单里面的五个人。这其中，就包括曾经为前法王路易十六服务的两位辩护律师，德赛兹与特龙谢。
第一执政直言不讳的告诉康巴塞雷斯，下次提交的五名大法官候选人时，除了坚持共和国的基本立场外，其政治观点不能同情保王党或是激进派，哪怕是为上述两个派别人士服务过，也同样不行。
在法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权势很大。一旦进入三度复审阶段，大法官可以“该案违反宪法”的理由，中止、冻结，甚至是推翻，议会两院通过的各项法律，以及督政-府发布的行政命令。
依照安德鲁的话来说，如果高等法院的大法官不能在暗地里始终遵从执政官的指令办事，其危害程度“不亚于一个师团在巴黎发动了军事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