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虽然凶猛，但耗费也巨大。改进和制造也不是凭空可以成功的。军费有额度，因为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综合性的均衡发展，注定了不可能在军事上的穷兵黩武。

打个简单的比方，火药的制作这件事上，若以硝田的产出全部制作成火药，固然可以产量巨大。但是实际上硝田产出的硝石只有不到一半制作成火药。六成用来作为推广的复合肥使用在农作物种植上。

就算那四成制作的火药之中，也有近一成用在民用上。焰火爆竹的制作，修桥开路的爆破，挖掘河道码头矿山的使用上。这些有的是为了创收，有的是提高效率的民用，都用其各自的用处，都对徐州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正因为如此，行稳致远的策略之下，徐州并不具备四处出击，处处树敌的实力。所以李徽才会同周边进行各种交易和妥协，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利于自身的发展。有了极好的机会，李徽才会出手扩充实力，抢夺城池地盘。尽量避免正面作战的行动，以免暴露实力或造成损失。

这其实是得到所有人脑子清楚的人认可的稳健策略，而非激进策略。这也是荀康等人认可的高筑墙广积粮的发展策略。

眼下，李徽要兵发京城，这明显不符合大政方针。遭到荀康等人的反对也不足为奇。

但是，李徽铁了心了。面对荀康等人之言，李徽对他们推心置腹的说了心里话。

“诸位，你们的话，我认为没错。若出兵京城，确实会同司马道子交恶，似乎也不是明智之举。但是，有些事不得不为。倘若人人都能从利益出发，都能从得失方面去考虑，那是不妥的。比如我徐州接受难民，若以利益而论，我们只接受青壮便可，那些老弱百姓我们便可以拒之门外么？他们不能带来好处，只会令我们负担加重，各地还专门设立老人院供养他们。为何？不正是因为我们的想法是要救百姓于水火，给他们过上好日子。对我们而言，也得了民心民意，得了声誉么？处处以利益来计算，我们做这一切的意义何在？”

众人沉吟思索。李徽继续道：“于天下而言，我徐州需要做的也是承担道义，不能只顾自己。为了徐州的发展和安全，我们若对发生在京城的一切视而不见的话，我等道义何在？还怎么能够谈论天下大事？更何况谢氏乃天大大族，于我有恩。谢太傅生前，于我有提携之恩。谢大将军同我有兄弟之义。我等今日如此，一切以得失所计，岂不成了寡恩薄义之徒？”

见荀康等人面色有些尴尬，李徽继续道：“我并非否定你们的建议，你们的建议是中肯的，是为了我徐州着想的，是理性的建议。倘若不论其他，自当为最佳策略。但我们是人，终究要讲情义，讲恩义，讲道义。若全然不顾这些的话，就算我徐州将来实力雄厚，又当如何？当今天下，不缺豪强霸主，缺的恰恰是温度和道义之人。诸位，我徐州不光要强大起来，更要为天下道义之巅，担当大义之所。我想没有人反对这一点吧。”

荀康缓缓道：“主公这么说，我等还能说什么呢？但讲道义也要有实力。在自己强大的基础上才能谈论其他。我等之意，是不希望此事让徐州陷入不好的境地，并非不讲道义。”

李徽笑道：“我自然知道。所以，你们放心，我不会同司马道子大打出手。我们出兵，只是震慑。司马道子如果不糊涂，便不会同我交战。虽然这会让我们和司马道子的关系产生影响，会令他嫉恨我们，或许会带来一些麻烦。但是，诸位不会真的认为，司马道子会和我们一直交好吧。他只是眼下有另外要对付的人罢了。脸是迟早要撕破的，不在此刻，便在将来。”

荀康等人商议之后，只要同意出兵。但荀康依旧坚持要李徽答应，尽量以威慑为主，不起大战。以不让慕容垂有可乘之机，不让局势恶化为底线。并且要跟随出征，随时劝谏。

李徽自然也答应了他。

军令下达之后，东府军迅速开始调动。北方兵马自然不会调动，只以广陵彭城一万兵马南下，会同临海郡驻军三万，并淮阴驻军一万，共计五万大军。同时调集了大小船只四百余艘，攻城火炮三十门。这些在四天时间里全部到位。

要想给司马道子以震慑，便必须要让他感到切切实实的威胁。所以，大军兵分两路，一路连夜强渡京口瓜州渡口，对京口进行围困佯攻。因为京口是进攻京城的踏板，若当真有进攻京城的意图，必先下京口作为前进支点。

另一路三万兵马乘船溯流而上，直抵建康北浦口码头。形成直接的进攻威胁。

东府军在四天时间里，完成了集结出兵围困京口以及兵临大江的全部行动，可谓是雷霆万钧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