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除了种地，还拿着巨额资金去全国各地转悠，哪里夏收粮价低、秋收米价低，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大量采购粮食之后运回山西陕西贮存起来，为此还在干燥的黄土高原上挖了成千上万口窑洞，专门用来存储粮食。
据说赶上气候合适，恒温干燥的窑洞可以让粮食存放十多年不变质。待到粮价高涨的时候，这些陈粮就会被拿出来按照当时的粮价换算成盐茶，有效提高了利润空间。
其实洪涛并不反对这么做，除了公权之外，法不禁即可为，很合理。如果觉得山西商人赚太多了，朝廷可以及时修改法律，比如严禁用多少年以上的陈粮冲抵什么的。
但山西商人比他想的更为激进，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手里的银子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当搬运工了，开始在朝廷里寻找官方代理人。这下把原本还相对公平的交易变成了钱权之间的互利互换，与江浙地区的官僚资本异曲同工。
而有了权力的撑腰，并没让晋商集团心满意足，反而变本加厉起来。因为保护伞不是白来的，是用真金白银换的。换句话讲，交易安全度提高了，但交易成本也随之大幅上涨，很大一部分利润都进了朝廷官员的荷包。
财富本身并没坏处，权力本身也不是恶魔，但这两种东西就像助燃剂和可燃物，只要碰到一起，再加上人，必然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能量是不可控的，结果自然是摧毁。
晋商就是这样，他们为了弥补利润上的损失，就得想办法挣更多钱。可边军的需求是基本固定的，盐和茶的获取量也是大致相同的，无法大幅提高利润。
既然从开中法里得不到更多，那就扩展业务呗，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边境贸易。大明朝廷为了有效遏制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把双边贸易当成了经济武器，主动控制出口量。
而北方游牧民族对茶、布匹、铁器、粮食等物资向来是刚需，他们绝大多数的南侵行为都是为了从汉人手里抢夺这些东西，缺少了真影响生活。
可是这些物资恰恰又被大明朝廷禁止随意出口，看，有人拼命想要，有人货源充足，这不就形成了供需关系，还是卖方市场，利润很高。
控制了北方的盐、茶贸易，再加上边境走私所获得的巨额利润，晋商们仍旧不满足，又把眼光盯上了仕途。没错，他们准备培养自己人进入朝堂，然后影响朝臣甚至皇帝的决定，制定有利于晋商的政策。
经过上百年的悉心经营合纵连横，晋商集团在朝堂里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浙党、东林党，之所以不显山不露水，甚至没引起洪涛的关注，真不是势力太小，而是所求不同。
晋商集团的官员对政治理想不太热心，也不打算鼓吹任何治国安邦的理念，他们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赚更多钱。只要不影响他们发财，无论是什么派系都可以成为朋友，反之也一样，绝对是敌人。
(本章完)
先说说晋商是靠什么政策起家的，这和朱元璋所建立的军事制度息息相关。
大明刚刚建立的时候北方边患非常严重，为了遏制北元政权的不断南侵，不得不把大部分兵力全堆在北部边境地区，从东到西弄了九个防御重点，统称为九边重镇。
根据司礼监的记载，永乐年间，九边重镇总共安排了近70万兵力。二百年间兵力时涨时落，到了万历年间达到顶峰，总兵力超过了90万。此时即便裁撤掉了辽东镇，仍旧有70多万兵力。
这么多兵力集结在原本就不太富庶，人口稀少还屡遭战乱蹂躏的边境地区，势必会遇到一个大难题，后勤给养该如何解决？
如果靠当时还比较落后的交通线路，从南方调配物资往北部边境运输，不光会耗费大量劳动力还会造成极大的物资损耗，成本太高了，朝廷根本无法承受。
可是不安排这么多兵力进行防御，又挡不住北方蒙古人的侵袭，于是朱元璋就拍着脑袋想出一个好像很绝妙的主意，卫所制。
让军人从职业变成身份，敌人来了拿起武器就是兵卒，敌人走了拿起锄头就是农民。再分给其固定数量的田亩，世世代代待在卫所里给他看家护院，自给自足，这样不管养多少兵，朝廷也不用担心没粮食可用了。
这个办法也不能说不管用，刚开始确实解决了后勤补给的大麻烦。但仍旧不能满足所有边军的消耗，于是朱元璋根据山西官员的建议又想出一个主意，开中法。
所谓开中法，简单说就是朝廷开榜公布边镇需要多少物资，然后由商人主动承担收购、运输的任务。把物资送到地方之后拿着凭据找当地官府换盐、茶的提货单，再拿着单据去指定的盐场、茶场提取相应数量的盐和茶。
明代的盐和茶都是政府专卖品，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凡是被打上专卖标签的货物，百分之一万都有特别高的利润。
商人们为了赚钱，不辞辛苦四处寻找均需物资，小心翼翼用最小的成本运到边关。朝廷虽然付出了一部分专卖品，却解决了边军的后勤补给，且成本适中，看上去是双赢的局面。
而山西商人就是开中法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九边重镇中有三座都在山西境内，明朝初中期的威胁也大多来自山西、陕西的的北边，而不是辽东地区。
经历过多年战乱又一直处于农耕与游牧交界地带，造就了山西商人过人的胆量，当看到开中法有利可图后马上仗着地理优势，全身心的投入到其中。
但很快山西商人就发现了一件事，从内地购买粮食再运到边关损耗还是有点大，于是就尝试着雇佣流民在边关附近开荒种地，玩起了自产自销，称之为商屯。
这么一来大部分竞争对手很快就被成本给打趴下了，谁也不敢或者不愿意跑到山西去开荒种田，慢慢的山西和一部分陕西商人就形成了垄断，几乎承包了北方大部分边镇的后勤补给业务。
他们除了种地，还拿着巨额资金去全国各地转悠，哪里夏收粮价低、秋收米价低，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大量采购粮食之后运回山西陕西贮存起来，为此还在干燥的黄土高原上挖了成千上万口窑洞，专门用来存储粮食。
据说赶上气候合适，恒温干燥的窑洞可以让粮食存放十多年不变质。待到粮价高涨的时候，这些陈粮就会被拿出来按照当时的粮价换算成盐茶，有效提高了利润空间。
其实洪涛并不反对这么做，除了公权之外，法不禁即可为，很合理。如果觉得山西商人赚太多了，朝廷可以及时修改法律，比如严禁用多少年以上的陈粮冲抵什么的。
但山西商人比他想的更为激进，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手里的银子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当搬运工了，开始在朝廷里寻找官方代理人。这下把原本还相对公平的交易变成了钱权之间的互利互换，与江浙地区的官僚资本异曲同工。
而有了权力的撑腰，并没让晋商集团心满意足，反而变本加厉起来。因为保护伞不是白来的，是用真金白银换的。换句话讲，交易安全度提高了，但交易成本也随之大幅上涨，很大一部分利润都进了朝廷官员的荷包。
财富本身并没坏处，权力本身也不是恶魔，但这两种东西就像助燃剂和可燃物，只要碰到一起，再加上人，必然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能量是不可控的，结果自然是摧毁。
晋商就是这样，他们为了弥补利润上的损失，就得想办法挣更多钱。可边军的需求是基本固定的，盐和茶的获取量也是大致相同的，无法大幅提高利润。
既然从开中法里得不到更多，那就扩展业务呗，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边境贸易。大明朝廷为了有效遏制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把双边贸易当成了经济武器，主动控制出口量。
而北方游牧民族对茶、布匹、铁器、粮食等物资向来是刚需，他们绝大多数的南侵行为都是为了从汉人手里抢夺这些东西，缺少了真影响生活。
可是这些物资恰恰又被大明朝廷禁止随意出口，看，有人拼命想要，有人货源充足，这不就形成了供需关系，还是卖方市场，利润很高。
控制了北方的盐、茶贸易，再加上边境走私所获得的巨额利润，晋商们仍旧不满足，又把眼光盯上了仕途。没错，他们准备培养自己人进入朝堂，然后影响朝臣甚至皇帝的决定，制定有利于晋商的政策。
经过上百年的悉心经营合纵连横，晋商集团在朝堂里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浙党、东林党，之所以不显山不露水，甚至没引起洪涛的关注，真不是势力太小，而是所求不同。
晋商集团的官员对政治理想不太热心，也不打算鼓吹任何治国安邦的理念，他们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赚更多钱。只要不影响他们发财，无论是什么派系都可以成为朋友，反之也一样，绝对是敌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