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曹操，烈士暮年，已经下定决心改朝换代。赤壁之战是他的转折点，在大将军与皇帝之间摇摆。

面对孙权与刘备这两个强敌，曹操需要正视，有生之年无法统一天下，新王朝拼图的最后一块，要由他的后继者来完成。

曹操这一阶段的任务，不是追求不世之功，而是步步为营，为代汉大业做准备。

因此，曹操在《述志令》中，反复强调没有不臣之心，这属于兵家的“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曹操最终没有称帝，至死都保持着汉臣之身。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结与取舍呢？

《三国志·武帝纪》，这一时期曹操的履历变化，描写得非常细致入微。

建安十六年曹操破马超，次年获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

建安十七年（212年）、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两征孙权均小胜即回，分别于建安十八年封魏公、受九锡。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征张鲁，次年进魏王。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两征孙权，小胜即回，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王冕十有二旒。

如果说之前，曹操南征北战为的是一统天下。建安十六年至建安二十二年，曹操点到即止、见好就收。

而且每一次小胜，回朝后一定在爵位上提出更高的要求。曹操对外征伐，加官进爵这两件事完全同步。

这种要求不出曹操之口，有的是禽兽败类，由曹操的臣僚提出。

曹操进魏公时，劝进文书由荀攸主笔。

往者天下崩乱，群凶豪起，颠越跋扈之险，不可忍言，明公奋身出命，以徇其难，诛二袁篡盗之逆，灭黄巾贼乱之类，殄夷首逆，芟拨荒秽，沐浴霜露二十馀年，书契以来，未有若此功者…

曹操进魏公之际，他的首席智囊荀彧已死，荀彧正是因为反对称魏公，而被逼死的。

董昭等人劝曹操进魏公、加九锡前曾与荀彧密谋，荀彧认为曹操“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

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这一回答让曹操如鲠在喉。

董昭于建安十七年，写劝进表。

今曹公遭海内倾覆，宗庙焚灭，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栉风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奉祀。方之曩者数公，若太山之与丘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岂天下所望哉！

荀攸是荀彧之侄，也是颍川荀氏的代表，也是曹操的“谋主”，由他主笔劝进表顺理成章。

这两份劝进文书平铺直叙，主题直白，歌颂曹操功绩之大，受封之小严重不匹配，除了为曹操请魏公，还意在扩大魏国的建制。

面对群臣功进，曹操当然也象征性地推辞一番，前后共辞让三次。《魏书》中记载了一封《辞九锡令》，早已没有了让费亭侯、武平侯时的谦卑，显得有些敷衍。

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先秦之后，第一个受九锡的人叫王莽，建立了新朝，成为西汉王朝的掘墓人。曹操受九锡背后的寓意，不言自明。

两汉建国四百余年，代汉一事力求稳妥，绝不可节外生枝，这一倾向也影响了曹操的谋略与胆色。

建安二十年，张鲁举汉中归降曹操，刘晔力主趁刘备立足未稳南下，一举平蜀。

益州人心浮动，曹操南下定可“传檄而定”，否则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

司马懿持相同意见，认为“刘备以诈力虏刘璋”，益州人心未附，此时“进兵临之，势必瓦解”。

曹操是如何回答的？他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七年前还“天下归心”的曹操，在大胜之际，居然说出了人心不足、得陇望蜀之言，着实让人唏嘘。

刘备的谋臣，法正如此解读：“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偪故耳。”

曹操的“内忧”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代汉大业。张鲁归降后，曹操急于回朝进魏王，伐蜀之议，曹操既不想、也不敢弄险。

晋位魏王后，长江以南的局势已经大定，孙权、刘备已经稳据扬、荆、益三州之地，天下三分已不容易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