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官这是来向刘公公报喜。”

刘瑾听得不明不白，“有什么喜？”

“自然是大仇得报之喜。”

刘瑾现在意气风发，落在他的手上几乎没什么人还能逃生，要说真的不能杀的也就是那帮脾气又臭又硬的谢体中之流了。

听到此处，刘瑾露出微微的笑意，“咱家就说偌大的南京城怎么可能都是愚笨之人，总得出个聪明人吧？现在看来，周逸周大人与他们很不一样。”

南京太常寺的少卿这个官在官员系统中实在不入流，而且如果在北京也就算了，还能再熬熬，可在这里熬起来都没劲头，要是不想点办法的话，大概是要一辈子蹉跎了。

“公公过奖了。”

“来人，赐座！”

如果是论起这桩事，刘瑾不仅脾气全无，而且颇具耐心。

周逸拱手之后坐下，“公公若是允许，在下就耽搁点时间从头开始说起。”

“你说，你说。”

“是，话说正德十年末，朝廷发布了天下清田令。旨意传到江南之后，各地官绅已然有些慌乱，而且此事涉及士绅除优，牵连又广，从那时起，江南一地的士绅就在想着怎么抵抗朝廷的清田令了。若不是刘公公这么一番动作……那不管朝廷派出多少测量员，他们都寸步难行。”

“这件事，咱家倒有听说。测量员到了县里以后，官府并不出面力推，各地士绅也不配合，甚至煽动百姓抵抗，要么就是找测量员的麻烦。”

“是，而且读书人做事……”周逸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怎么说呢，都会讲究一个名正言顺，官府以‘民间反对之声众’为由向朝廷争取延缓，士绅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官场发声，时间再拖下去，朝堂上下人人都反对，那即便皇上想做，也要大费一番功夫。那些找测量员麻烦的，也必是构陷什么罪名，绝对不会粗暴行事。

然而按道理说，朝廷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此事乃是为百姓减轻负担，为何做起来会得罪那么多人？一句话，财帛动人心，百姓的负担减轻了，谁的负担会增加？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可公公细想一番，士绅增加负担他们反对实属正常，可官员为什么反对？我们这些人的俸禄都是朝廷所发，负担加在哪里？”

真要说起来，刘瑾是个没什么水平的人，他或许有几分机智，但有知识和聪明不是一回事。

而且，他的行事作风，使得寻常意义上的读书人没有和他接触的，唯一天天给他‘补充点常识’的张永，那特么也就是个半吊子。

因而现在周逸简单分析了一下，刘瑾也觉得‘神智大开’，仿佛见到了一片新天地。

甚至于他语气中还有几分兴奋，“不错，不错。他们的行为是很奇怪，你继续说。”

“官员们反对公公的理由，表面上是公公杀人，实际山，他们是怕清田令真的推行下去，更怕刀子落在自己的头上，到时候很多人家隐藏的田亩就会暴露出来，官绅，官绅，入朝即为官，返乡则为绅，官绅本是一体，无法分割。而公公推行的清田令，是既要他们的家财，又要他们的性命。如此一来，江南各地官员怎么会不反对？”

刘瑾恨恨的道：“好在皇上没有受他们的诓骗！”

其实真的从学术角度去看政治体制，一个集权的体制怎么会没有效率，所有人听着一个声音行事，总比他一言，你一语的讨论半天却没有动作要强吧？

不说国家，哪怕是一个企业，也肯定是强势的领导人更有力量。

封建君主制度之下，国家是绝对有行动能力的。

只是所有的决策集于一人，这个人就会变得很关键。

千年的帝制历史之中，有很多事做不下去，往往就是皇帝最后软弱了，或是掌控的能力不够强。

就像清末的光绪皇帝，他要推行新政，总是屡屡受挫，于是我们得出结论维新变法那一套不行。可要反过来看，为什么慈禧太后说一句，那马上就是排山倒海的力量扑过来？

当时反对她的人也很多，有用么？

所以说皇帝的态度和决定是最为关键的。

正德十一年这一次江南之乱，看起来官绅体系的反扑似乎总是找不对点，关键就在于刘瑾说的，皇帝没有受他们诓骗。

否则京师哪怕是松一点口子，刘瑾就势如累卵，那自然就显得士绅的力量极其强大，似乎朝堂之上都是他们的声音。

周逸此时也愿意听到刘瑾讲这句话，外朝文官没有争取到皇帝的圣意，那一次大的溃败是难以避免的，没有他……也会溃败。

这样心中自我安慰了一句以后，他的心情也能更加平静下来。

而接下来……

刘瑾就对真正关键的事情感兴趣了，“如此说来，这帮人个个也都是为了自己在与咱家争。咱家不过陛下的一条狗，他们与咱家争，就是与陛下争。想必，他们是变着法子的……违逆朝廷的清田令吧？都有哪些法子？”

周逸心中明白，这是宦官常用的办法，寻个由头，污蔑某人有谋反抗旨之意。

“回禀公公，依照下官刚刚所言，官绅皆为一体，官员之后自有士绅，官员不好妄动。但士绅不一样，公公可由此处入手，想必蛛丝马迹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他们如何联系自己台面上的官员，想了什么法子去暗中对抗清田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