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绅优免这件事，见于《太祖实录》所载：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

这其中有我们后世人难以理解的一句话：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

朱厚照作为地位最高的人，实际上他也收益于这句话，其内涵在于：官与民就是地位不等的。

等级制度是深入人心，也是王朝得以维持稳定必不可缺少的。他本人所有的优渥与奢侈也都来自于对最底层民众的压迫。

既然如此，士绅群体就该有其优待之处，这是经济上的优待换得的政治上的拉拢。

不管圣人经典如何强调‘民为邦本’这件事多么重要的，事实上正经的统治逻辑其实是要老百姓你就安安稳稳当老百姓。

所以这里面的根本逻辑就是扭曲和自相矛盾的。

嘴上喊着的是民为贵，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处处打压民。

就如同之前不允许百姓拦轿告状是一个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彭泽讲‘不可轻率’就是谋国之言。

这件事要做成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的。

当然，人们常以雍正推行了士绅一体纳粮纳粮从而提高了对他的评价。

但这里面有几件事需要明确，第一，士绅一体纳粮当差并不是在雍正朝提出的，实际上是顺治后期一系列改革的结果。

第二，清朝与明朝不一样，或者说与历朝历代都不一样。明朝的统治基础在士绅，清朝则不是，他的根基是八旗贵族。

第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起始、酝酿的过程，它不是孤立的忽然就从雍正的脑袋里面冒出来了。

江南士绅群体在清朝入关、军事上彻底失败以后，仍然试图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益。

尤其顺治年间，清朝不断恢复旧制，弄得这帮地主老爷觉得‘olddays’又回来了，所以他们从顺治朝开始就和清廷开始了相互试探。

所谓的清初三大案，就是清廷打压江南士绅的具体表现。

在这几十年，清廷先是处决了一个叫陈名夏的官员，后续又连带处决了一千余名官员，就是打碎南方官员在朝堂上的话语权。

在此之前，大量南方官员投降进入清廷，他们与满人官员的价值观相左，并且试图以过去那种方式来影响朝廷，若是能像明朝后期一样，声音都是他们的，那就更加美好了。

但事实证明，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政治胜利的根本保证。满族人在顺治年间也压根不在乎什么儒家的政治传统，以及礼教两字之下隐藏着的读书人的特权。

后来，清廷禁止各种‘盟社’，就是剥夺了这个群体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随后又有文字狱，从而瓦解他们在思想层面的影响力。

这些连续不断的措施，基本上把江南士绅的政治地位完全踩碎，所以我们从未觉得清朝的文人有明朝那样嚣张。

自此以后，他们不再有政治特权，那么到后面失去经济特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