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感谢对方的行为，清贫的度支尚书还是把对方请到后堂喝了杯茶水，管事喝茶的同时顺带还悄悄把几锭金子悄悄塞到尚书的衣袖里（这年头还没有银庄和银票这种东西），随后才告辞离开，见对方走后，度支尚书才上报了京兆尹，后者派人调查了商队，依然没有发现对方勾结官员或者收集情报的踪迹，最后只能认为这确实只是西域商队为了自保而向大魏官方献殷勤。
不过他们的行为倒是给了度支尚书很好的启发，如今大魏连年征战，虽然没有到国库空虚的地步，不过很多地方用起钱来还是捉襟见肘，既然商队有这么好的利润，不如把这几个税种推广到长安整个地区，若是效果好的话，洛阳、邺城等地也不是不能用。
在当地官员的纵容下，这支商队以惊人的速度聚敛了相当的财富，并将其带离长安，然后又带来更多的货物，纳更多的税，看成良性循环，不少世家是他们的客人，但也有一些投机的商队购买了他们的商品后试图贩卖到大魏的更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安地区的经商环境明明应该稳中向好，但实际上的结果是市面上的五铢钱越来越少，居然有一些民间交易又回到了之前以物易物的情况。
这个消息传到洛阳的时候，曹叡便派人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既不是有人私藏铜钱也不是有人从中作梗，而是单纯的市场上没钱了——一方面是那支西域商队带走了大量的铜钱和黄金（尽管也纳了不少税赋），另一方面是度支尚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朝着在长安地区停留的其他商队也收取了市税和人头税，总算他还分得清楚轻重，没有让这些商队自愿为大魏再捐助“蜀饷”。
如果只看长安地区缴纳的税赋，短期内甚至还有上升的迹象，所以曹叡第一时间并没有发现问题的所在。还是他把陈群召来，后者才指出，那支商队并不只是带走了铜钱和金饼，还通过纳税的方式引导度支尚书把类似的名目推广到了其他商队头上，这种做法大大打击了商人在长安地区经商的积极性。
尽管陈群并不同情这些商人，但他还是要强调，商人经商是要牟利的，一旦无利可图，他们就会离开这个区域，而商人的离开往往伴随着市场的萎缩以及金钱和货物的流失，那么长安地区出现钱荒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他们这是恶意纳税。”陈群最后得出结论，并向曹叡强调必须遏制这种向商人收取重税的做法——虽然他也认为向商人收取税赋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过过度收取税赋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尽管短期内可以看到国库丰盈，不过对长远而言显然是不划算的。
曹叡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过“恶意纳税”这个概念——别说是他了，就算是网友们生活的现代，恶意纳税也是个基本见不到的概念，不过倒是有另一个罪名——扰乱市场金融秩序罪，区别在于现代的企业想要扰乱市场秩序需要虚假宣传、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欺诈发行、烧钱垄断，而公元三世纪的西域商队只需要引导当地的官员多收税。
最终曹叡非常心疼地同意了陈群的说法，并责令各地的收税人员不得随意追加税赋内容，哪怕是对方主动缴纳的也不行——长安地区这一次收税涨幅非常可观，哪怕他是皇帝也有点动心（但是他也明白这其实是通过透支未来的方式得到的）。至于那支实际上肯定来自蜀汉的商队，他也没有决心去打击，毕竟对方在带来各种奢侈品的同时，确实也带来了宝贵的资源，比如那种神奇的药物，一旦毁掉这支商队，大魏也就无法获得“神药”了。
而是提到这种“神药”，他又想起了贾逵的事情，于是开口问陈群：
“贾刺史之死可曾查出原因？”
“并未查出。”陈群摇摇头，“杨休先送去的药物我已经派人检查并让死囚试吃，并未有人中毒，梁道体内也未发现砒霜、乌头毒素，休先找的那名医师说的虚不受补的理论倒是很有可能，臣也让人找了洛阳几位有名的医师，他们也认为很有这样的可能，想来这药物虽好，却也不是万能的。陛下若是今后赏赐臣子，应当慎重。”
见曹叡的神色有些低落，陈群又连忙安慰：“陛下，此药终是好处多于坏处，钟太傅如今身体安好，前些日子碰到臣还说要多活两年，好办个八十大寿，如今又临近新年，还请陛下做好祭祀准备。”
新年期间，君主会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祭拜天地、祖宗以及神明，以祈求国家安宁和五谷丰登是各朝惯例，哪怕天下三分，自认为是继承汉室大统的曹魏依然会定期举办这种仪式，远在益州的刘氏集团不用说，哪怕是江东的吴王也从不错过这种活动。除此之外，春节期间会举行大型筵席也是惯例，昔日曹植所写的《正会诗》中提到的“清酤盈爵、中坐腾光、珍膳杂沓、充溢圆方”说的就是这种场景。
听到陈群的劝诫，曹叡也打起精神，毕竟曹真身体已经康复，而原本因为石亭之战而大受打击的曹休据报也已大为好转，尽管过去的一年中遭遇了一些败绩，但是无伤大雅，只要自己的股肱之臣们恢复，将来总会好起来的。
“新年好新年好。”
这是北伐军在凉州即将度过的第一个新年，意义非凡。由于丞相诸葛亮远在成都，所以现在凉州最高长官是赵云。在张苞用无人机确认渭水道依然没有魏军动向，各地的探子也回报魏军在长安地区没有集结兵力的动向后，镇东将军认为有必要让北伐军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特别是这些儿郎远离家乡已经快有一年的时间，就算不能饮椒柏酒或者去亲戚家拜年、至少也可以贴个桃符什么的，随着最高指挥官的默许，季汉大军就开始张罗新年的事情。
为了感谢对方的行为，清贫的度支尚书还是把对方请到后堂喝了杯茶水，管事喝茶的同时顺带还悄悄把几锭金子悄悄塞到尚书的衣袖里（这年头还没有银庄和银票这种东西），随后才告辞离开，见对方走后，度支尚书才上报了京兆尹，后者派人调查了商队，依然没有发现对方勾结官员或者收集情报的踪迹，最后只能认为这确实只是西域商队为了自保而向大魏官方献殷勤。
不过他们的行为倒是给了度支尚书很好的启发，如今大魏连年征战，虽然没有到国库空虚的地步，不过很多地方用起钱来还是捉襟见肘，既然商队有这么好的利润，不如把这几个税种推广到长安整个地区，若是效果好的话，洛阳、邺城等地也不是不能用。
在当地官员的纵容下，这支商队以惊人的速度聚敛了相当的财富，并将其带离长安，然后又带来更多的货物，纳更多的税，看成良性循环，不少世家是他们的客人，但也有一些投机的商队购买了他们的商品后试图贩卖到大魏的更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安地区的经商环境明明应该稳中向好，但实际上的结果是市面上的五铢钱越来越少，居然有一些民间交易又回到了之前以物易物的情况。
这个消息传到洛阳的时候，曹叡便派人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既不是有人私藏铜钱也不是有人从中作梗，而是单纯的市场上没钱了——一方面是那支西域商队带走了大量的铜钱和黄金（尽管也纳了不少税赋），另一方面是度支尚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朝着在长安地区停留的其他商队也收取了市税和人头税，总算他还分得清楚轻重，没有让这些商队自愿为大魏再捐助“蜀饷”。
如果只看长安地区缴纳的税赋，短期内甚至还有上升的迹象，所以曹叡第一时间并没有发现问题的所在。还是他把陈群召来，后者才指出，那支商队并不只是带走了铜钱和金饼，还通过纳税的方式引导度支尚书把类似的名目推广到了其他商队头上，这种做法大大打击了商人在长安地区经商的积极性。
尽管陈群并不同情这些商人，但他还是要强调，商人经商是要牟利的，一旦无利可图，他们就会离开这个区域，而商人的离开往往伴随着市场的萎缩以及金钱和货物的流失，那么长安地区出现钱荒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他们这是恶意纳税。”陈群最后得出结论，并向曹叡强调必须遏制这种向商人收取重税的做法——虽然他也认为向商人收取税赋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过过度收取税赋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尽管短期内可以看到国库丰盈，不过对长远而言显然是不划算的。
曹叡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过“恶意纳税”这个概念——别说是他了，就算是网友们生活的现代，恶意纳税也是个基本见不到的概念，不过倒是有另一个罪名——扰乱市场金融秩序罪，区别在于现代的企业想要扰乱市场秩序需要虚假宣传、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欺诈发行、烧钱垄断，而公元三世纪的西域商队只需要引导当地的官员多收税。
最终曹叡非常心疼地同意了陈群的说法，并责令各地的收税人员不得随意追加税赋内容，哪怕是对方主动缴纳的也不行——长安地区这一次收税涨幅非常可观，哪怕他是皇帝也有点动心（但是他也明白这其实是通过透支未来的方式得到的）。至于那支实际上肯定来自蜀汉的商队，他也没有决心去打击，毕竟对方在带来各种奢侈品的同时，确实也带来了宝贵的资源，比如那种神奇的药物，一旦毁掉这支商队，大魏也就无法获得“神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