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征税命令一发布接着就是县衙胥吏开始统计户口和田亩进行摊派，户籍黄册和土地鱼鳞图册都是用的地方衙门的“白册”。至于朝廷的“黄册”早已经废弃不用，那玩意误差实在是太大了。

不过“白册”也好不到哪里去仅供参考而已，所以现在地方衙门已经不是按户籍田亩征税，而是直接摊派到下面的村里。

再由士绅大户带着下乡的官差来收税，至于怎么收就得看大户怎么摊派了。整个大明朝的税收模式都是这样，不管是徭役还是赋税都分包给基层的士绅。

本质上这种做法是继承了元朝的包税制，大明朝廷是甲方，地方衙门是总包，底下士绅和官差是分包。从某种意义上看大明朝更像是一家公司而不是一个国家，除了利益之外什么仁义道德都不讲。

大明朝上上下下只知道一味的向老百姓索取，从来没有为老百姓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

在县衙的白册上户口是七千多户田亩是八十万亩，根据王铁他们统计的户口是超过九千户田亩一百二十万亩左右。宜川老百姓很不幸的是按照衙门白册数据来收税。

也就是说宜川这七千多户老百姓要交接近一万户老百姓的税收，八十万亩地上捆绑的赋税要交一百二十万亩的税。至于这些多出来的隐户和隐田那都是士绅大户的利益。

今年的秋税大体和往常一样有这么几大类，田税（即所谓三十税一加上损耗远远不止）、辽饷（即九厘银不过摊派到县里再加火耗要翻好几倍）、陕西五大藩王府宗室禄米。

陕西五镇军粮（今年大用兵加征）、剿贼军粮加派（前面收的五镇军粮是在营用度，加派的是出征用度）、县衙区域内驿站用粮、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零零碎碎的赋税。

大明朝的财政制度有一些问题，他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财政。最为显着的一点就是大明朝的收税单位直接对接用钱单位，在中央财政富裕的时候尚且能够对地方进行转移支付，如果中央财政都赤字那么地方就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套财政制度的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南方尤其是东南几个省，那几个省既没有藩王又没有军镇，不用承担国防义务也不用为老朱家养“猪”。

而这套财政制度的最大受害者就是北方几个省了，尤其是陕西！一个西北的穷地方养着五个藩王五个军镇！一省之力承担整个大明朝三分之一的国防义务！

这也是为什么明末农民起义从陕西闹起来的主要原因，北方的农民起义军就像是韭菜一样割完一茬又来一茬直到灭亡大明王朝为止。

北方几个省之所以穷就是被大明朝压榨过重逮着一头羊薅，南方富的原因当然其地理因素在内，但如果将藩王府和军镇搬到东南去还会造成这么大的贫富差距吗？！

畸形的财政制度不改变一味的镇压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主要矛盾不解决老百姓该反还是得反，大明王朝的军队再凶残也不可能将北方几个省的穷苦老百姓全杀光。

毕竟老百姓也不是傻子，伸着头给官兵杀。哪怕是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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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衙胥吏用了几天功夫才将下面村子的赋税算出来，本来这活最多一上午就搞定的，但是为了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才用了好几天。

这宜川县的士绅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就比如说在县衙开会时那个关系通到都察院的老士绅就处于县里食物链的顶端。县衙在给这个老士绅的势力范围内摊派赋税时自然是要好好斟酌一下。

在确定好摊派额度后衙门里的官差带着白册和公文来到乡里士绅家中。虽然说是士绅协助官差收税，但是官差还是有眼力见大小王还是分的清，到了乡下官差几乎是全部都听士绅调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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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川县乡里某个士绅家。

官差来到士绅家之后由家中的管家负责接待，奉上茶水管家和几名官差闲聊了一会之后就进入正题。官差拿出收税公文交给管家说道：“上面说了，你们这十几个村子总共是白银五百两、粮食一千五百石！没有粮食可以按照市价折银！”

管家接过公文一看心里吸了口凉气，抹了抹脑门上的汗对官差说道：“几位兄弟你们没搞错吧？！这平摊下来一个村子交四五十两银子外加一百多石粮食？！”

官差听到这话有些不高兴放下茶碗说道：“怎么可能搞错！反正就是这么多！不过上面打了招呼，今年年景不好能收多少是多少，但是也不能差太多！往年的欠税今年必须要补上！”

管家听后叹了口气站起身来说道：“几位兄弟稍等，我去和老爷商量一下！去去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