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计划里面吸收了物流行和民团的工作经验，结合身在吴朝这个最大的现实，总体上就是今后在湖北各府县招募的所有伙计，都要集中在武汉基地进行培训，然后再派往各地。第一年先在湖北推行，如果可行的话，后年再在其他府县推行。此外，对于发展哪些伙计、如何培养、怎么保密等等，众人都商议了一个方案。

吴桐和天南商社的管事谈判也基本完成，只剩下两方签订协议就可以。这个世界虽然没有专门的商业法律，但却有许多约定俗成的规则。这一点，尤其是在泉州、广州这种海商事比较发达的地方表现的很充分。

值得庆幸的是天南商社正是根植于广东，因此双方都十分注重即将签订的协议，也都相信在没有强力干涉的情况下，对方会遵守签订的协议。

在苏圣平看来，双方这种认识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契约精神。当初他在泉州的时候，最为感兴趣的就是商人之间十分注重契约的这种习惯。

按照他当初学过的法学理论，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在民主法治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契约精神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为法治创造了经济基础，同时也为市民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秩序；另一方面根据私人契约精神，上升至公法领域在控制公权力，实现人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契约精神是那世西方的主流精神，但并不是说那世古时候的中国或者这世的中国商人没有这种精神，当然这其中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按照以前法学课中学到的，契约精神包含四个重要内容，即契约自由、契约平等、契约信守、契约救济。

以物流行和天南商社签订的契约为例。契约自由、平等这两方面就要打折扣，但是大体上还是做到了这两点。契约信守这方面是最为靠谱的，毕竟此时的商人将信誉看的很重，这关系到其他和自己合作的商人是否相信自己的问题，所以尽管对方是二公主代表的陈家，苏圣平仍然相信对方会信守约定。最后的环节，契约救济上，是此时契约精神各方面中最大的软肋。

前面说过，此时没有专门的商业法律。但是一旦发生纠纷，首先官方仍然有许多类似于判例的东西存在，可以给审理的官员提供依据，又或者有儒家道德层面的名目为官员审理提供依据。当然，谁都知道这是不靠谱的，一旦纠纷一方是强力的，比如天南商社，物流行一旦与其发生纠纷，在官方层面不用想也知道必然吃亏。因此，对契约的救济，商人们很多时候宁愿相信商人自己。

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很多商业上的纠纷对普通人来说是一团乱麻，但对于有些商人来说则是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关窍。所以，如果有一方违约，想要依靠强力迫使另一方屈服时，广大商人自然会做出自己的判断，进而成为今后自己是否和那一方合作的判断依据。当然，契约纠纷或者说合同纠纷往往很复杂，这个时候还是只能依靠官方了。

契约精神的重要性，或许有人意识到，但却只会认为其在商事中有重大作用，而不会意识到对国家、社会意味着什么。好在，苏圣平当初研究生学的是民法学。不仅研究过《民法通则》《合同法》这样的法律，对法学经典着作之一的《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也研读过多遍。

尽管不知道这样的言论、思想在当前这个时代能够引起多大的共鸣，但是苏圣平相信在宁波、泉州、广州这种商事发达的城市，这样的思想一定会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为许多人指明方向。

当然，他背不下《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那样的经典着作，那样的语言也不符合此时人的思维习惯，但是用这个时空的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将里面的中心思想表达出来，自己还是能够做到的。这也是他回到泉州后，准备干的一件大事，用最通俗的语言讲出最震撼人心的道理。当然，这是后话。

就在苏圣平他们紧张讨论宣传员、播种员计划时，一个意料之外的人找上门来了，再一次打乱他南下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