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过程中，中蒙的边界问题成为了双方的焦点，尤其是在贝尔湖地区的划分上，成为了矛盾的核心。

中国与蒙古的边界划定，一直没有完全明确。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中蒙边界的争议仍旧存在。

蒙古东部的这一块地带，之所以呈现出“V”字型的外突形态，便是历史上两国在谈判过程中留下的遗留问题。

这一地带的划定，涉及到两个重要的历史因素：首先是蒙古与中国清朝的长期关系，其次则是苏联在其中的影响力。

由于中蒙之间的历史纠葛，以及两国政治立场的分歧，最终导致了这一块地带的突进，成为今天的边界形式。

特别是贝尔湖地区的划分，成了历史上争议的焦点。

在清朝时期，贝尔湖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领土。但随着蒙古的独立，尤其是在苏联的支持下，蒙古坚持认为贝尔湖属于其疆域。

尽管中国不同意这一观点，但在国际压力和现实政治的考虑下，最终在1962年签订了《中蒙边界条约》。

根据该条约，中国获得了贝尔湖的部分领土，而蒙古则得以进一步确立其对该地区的控制。

这一边界争议的历史背景，为蒙古国东部领土的“突进”提供了深刻的原因。

中蒙两国的边界并非通过简单的地理划分所形成，而是通过复杂的历史进程、外交博弈和大国间的权力斗争不断演变的结果。

蒙古东部那一块突出的领土，虽然在今天的国际秩序下已经相对稳定，但它的存在仍旧提醒我们，两国边界的划定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分隔，更是一段充满历史沉淀的政治遗产。

突出领土影响下的中蒙关系

现代的中蒙关系，已经逐渐超越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两国经济的深度融合，边界问题逐渐不再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核心议题。

近年来，双方加强了在边境地区的合作，通过建立联合巡逻机制、开展资源共享等方式，有效地管理和维护边界稳定。

通过这些合作，中蒙两国不仅改善了边界地区的环境和安全，还增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但即便如此，边界的特殊地理形态依然存在，在某些领域，尤其是文化交流、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合作方面，蒙古国东部的这块“钉子”地带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例如，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两地的草原，原本应该是一个相对连通的区域，而如今因为蒙古东部的“突进”，两地的往来变得相对复杂，许多需要跨境旅行的人必须绕行500多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

这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旅游业和草原牧业，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蒙两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蒙古国东部这一特殊的边界形态，也开始成为推动两国合作的新动力。

随着两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互动增加，边界问题的争议已经逐渐转向合作的领域。

例如，中蒙两国已经在生态保护和能源资源开发方面开展了多项合作项目，尤其是在草原生态恢复和矿产资源的共同开发上，双方开展了多领域的合作，为未来的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边界问题的历史影响仍旧不可忽视。

在未来，如何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确保边界的和平管理，将是中蒙两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尤其是在全球化日益加深、区域安全形势复杂的背景下，边界问题不仅关系到两国的领土主权，更涉及到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安全。

两国需要继续通过多边和双边机制，加强对边界地区的动态管理，确保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在总结中蒙边界的形成与变迁时，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是如此深刻。

从清朝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成立，几百年的历史沉淀为今天的边界形态奠定了基础。

尽管中蒙两国的边界在历史上曾经充满争议，但随着双方的持续对话与合作，边界问题逐渐从争议的焦点转变为合作的机会。

未来，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蒙古东部的这块“钉子”地带，将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分界线，而是两国共同发展的桥梁和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