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联大楼虽然号称 “安城县第一大楼”，其实说白了就是座独立的三层小楼，但却已经是目前整个安城县楼层最高的大楼了。

所以这个时代的纺联大楼在安城县被叫做第一大楼，倒也名副其实，算不上夸大其词。

轻工业发达的那些年，安城县的纺织业一度欣欣向荣，成为当地的产业支柱和纳税大户。厂子便以业务拓展的名义，向县里申请了这块地皮，并盖起这座了三层的小楼。

三层的楼高，在当时遍地都是平房的安城县可谓是独树一帜，有了纺联大楼，才有了后来陆陆续续盖起来的二层小楼。

纺联大楼的外层楼墙上，全部用白色和蓝色的马赛克瓷砖进行了装饰，高昂的修建和装饰费用，让至今的安城县居民们提起来都津津乐道、啧啧咂舌。

纺联大楼的内部装饰也颇符和当年的审美，最好最显眼的一部分场地，自然用于出售自家厂区生产的各式产品，一部分场地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出租给了职工家属开各种商铺，另一部分场地则以市场价出租给了县城里做生意的人们。

安城县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城区已经逐渐在向外拓展。纺联大楼所在的位置已经成了安城县的中心地带，大楼斜对面就是屹立不倒的新华书店，依此东西南北延伸，便是沿街各色店铺、县委大院、县武装部、法院、服装市场、批发市场、菜市场等政务区和商业区。

这一时期，受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国企的经济效益受到全面影响，诸多国有企业发生的大面积亏损不仅与企业机制有关，更与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关。

大领导提出的国企改制被从上至下粗暴地执行开来，90年代的国企改制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远不像千禧年之后那么规范、透明。

面对国企大范围的亏损、破产，政府唯一的处置方式便是将国企推上了社会，推到了“公海资本”的面前，一卖了之。就像省里的诸县，在国企改革的十余年间，将下辖的所有国企全部卖了个干净，竟然还成了全国国企改制的学习标杆。

此次国棉厂便是以出让国有固定资产的方式，将纺联大厦整体对外出售，所得费用优先用做职工补偿金，以妥善安置下岗职工。

为什么要采取出让企业资产的形式来获取资金，用于安置职工呢？一是企业除了落后的纺织机器、仓储原料和毫无竞争力的产品外，且一时找不到买主外，账上资金早已经枯竭殆尽，且还挂着职工们工资的欠账；二是因为厂子效益不好，企业又欠薪，依靠工资过活的职工们早就愤懑难平，并已经和厂领导班子发生过数次大大小小冲突，甚至还有职工偷偷去市里上访被县里派人给拦截了下来。

越是临近年关，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县委大院里的高层们更是愁容满面。

本着维护职工权益和职工队伍稳定的目的，也为了稳定县里的治安状况，当然这其中也必然掺杂着县领导层对未来仕途的担忧，这次县里对纺联大楼的出让立项审批程序进行的并不慢，也可算是苏妍见过的审批最快的项目之一。

没办法，职工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平时没钱还能忍受，到年底了再不发一分钱过年，县委大院的领导们也别想走出大门。听刘庆华的反馈，已经有职工在商量着年前集体冲击县委大院，准备向县里讨要说法了。

逼得老百姓集体冲击政府部门，不管哪一方受到丁点儿伤害，都是这一届的领导班子承受不起的，出了事他们必定会首担其责，到时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的乌纱帽将要不保。

职工们急，企业领导层急，县里更急。

苏妍刚放寒假，纺联大楼要对外转让的消息便公布了出来。

首当其冲的便是价格，县里有关部门在经过现场核算和评估后，将转让价格确定为8.7万元，对购买方的唯一要求便是签约后一次性支付资产转让价款。

1993年，连十八线小城都算不上的安城县，正式职工的月平均工资在300-500元之间，更少的一两百元，多的顶了天也就五六百元。

8.7万元的价格并不算低，再加上办理过户缴纳的各种税费，最终的花费加起来将会超过8万。

这个价格在安城县没几个人能一次性拿出来，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得尽快行动，房本拿到自己手里才算是落了地。

楼房所在的地段着实不错，想想未来的房价，再想想即将要开展的事业，苏妍当机立断，让母亲刘庆华去准备楼房的收购事项并尽快办好手续，她则要随苑青梅一同赶往羊城。

听到半年未见的女儿放了寒假也要去南下淘金，刘庆华的语气里满是不舍和担心：“妍妍啊，听说南边挺乱，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忙完要早点回来啊，妈妈等着你回家！”

她左右不了女儿的想法，只好殷殷叮嘱着，心里牵挂着，在安城好好地等着孩子回家。

而顾西琛在知道苏妍的想法后，就一直坚持着要随苏妍一同南下，苏妍左推右辞无果后只好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