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王忠嗣战功卓着，唐玄宗下诏授予他左金吾卫大将军，不久后又兼任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使副使、大同军使等职务。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新的任命正式下达，王忠嗣获任河东节度使一职。此时的他年仅35岁，却已荣任一方节度使，如此年轻就取得这样的成就，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但对于王忠嗣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王忠嗣又兼任了朔方节度使一职。在唐朝的边防实战中，河东和朔方地区的地位最为重要，而朔方则更是关键所在。因为朔方这个地方局势极其复杂，不仅需要应对来自突厥势力的威胁，还要直接面对新崛起的如契丹、西祖侍卫回湖葛罗路等部落的挑战。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军将领赵成仙对昔人怒介部的征讨失利，导致所有粮草资重尽失。面对唐军的失利，王忠嗣亲自统领大军跨越桑干河，直击昔人的老巢，三战三胜，最终在漠北展现出强大的军威，胜利归来。为了全面收复草原的几大部落，王忠嗣改变了以往的作战策略，不再一味地勇猛进攻，而是更加注重智谋和策略。
在这段时间里，王忠嗣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谋和勇气，与突厥的巴西米葛罗路回合三部进行外交周旋，并通过巧妙的策略和手段，成功地煽动了内部矛盾，利用反间计逐个击破敌人。经过多年的努力，北方的胡人大多臣服于大唐的统治之下。这些年的征战经历，让王忠嗣逐渐从一个年轻的勇士转变为一名卓越的军事战略家。从朔方郡到云中郡，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他精心构建了一套完善而持久的防御体系。自从唐朝名将张仁旦之后的四十多年，王忠嗣继承了他的遗志，使得胡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再侵犯唐朝的边境。此时的王忠嗣，成为了守护唐朝边疆的定海神针。天宝五年（公元746年），王忠嗣迎来了人生中的辉煌时刻，他一人兼任四镇节度使，掌控着大唐帝国大部分的军队力量。万里边疆的安全完全依赖于他一人。
自大唐开国以来，王忠嗣的功绩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就在天宝六年，唐玄宗给王忠嗣下达了一个令他难以接受的指令——进攻石堡城。石堡城地处战略要地，但规模较小且位于半山腰，只有一条通道可供进攻，攻克难度极大。因此，王忠嗣表示反对，并认为应等待时机再做打算。但好大喜功的唐玄宗并不愿意等待太久：“我大唐帝国怎能被这小小的城堡阻挡？既然你王忠嗣不愿意采取行动，那我就派遣其他人去！”就这样，主战派董延光登上了历史舞台。不出王忠嗣所料，唐军不仅没有攻克石堡城，反而在前来增援的吐蕃军队面前狼狈逃窜。面对唐玄宗要求王忠嗣分兵进攻石堡城的命令，他态度消极。此时身为下属的李光弼对老领导的处境感到忧心忡忡，因为这种行为无疑是与领导的决策背道而驰。
他于是劝王忠嗣还是听从领导的决定，迅速合兵进击石堡城。但王忠嗣却不以为然地说道：“我平生的初恋难道是追求显贵吗？如今力争一成，得到了它也未能遏制敌人，没有得到它也对国家无害。我怎么能以数万人的生命去换取一个官职呢？”
我们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正如我曾看到过的一句话：“军人的人道，无非就是使得自己手下的士兵烧死几个。”而王忠嗣身为统帅，他并不认为战争只是为边疆博取战功之用，而是真正的心怀坦荡、忠心为国，堪称名将的典范。
然而，王忠嗣忽略了皇权之下的政治残酷性。他忘却了他和唐玄宗并非亲生父子，即便真是亲生父子，在君臣关系跟前也是微不足道的。《新唐书》对王忠子做出“忠于谋生”的评价甚是恰当。
在数千载之人情社会中，与领导对抗，通常都不会有好结果。于是，一场针对王忠嗣的风暴悄然降临。玄宗的冷落，亦给了小人可乘之机，譬如奸臣李林甫。李林甫心胸狭隘，但凡朝中有人于皇帝面前崭露头角，定然难以逃脱其毒手。故而，在李林甫的授意下，有人向唐玄宗呈递了一道奏疏，称王忠嗣与太子自幼相伴，关系密切，且曾言欲助太子早日登上皇位。不得不言，做一个奸臣亦需具备政治才能，李林甫之诬陷可谓是切中要害，直抵玄宗心窝。自古以来，太子作为储君，乃未来之皇帝，即便为父子兄弟，太子作为法理上之继承人，亦会受到现任皇帝之猜忌，唯恐太子谋害自己，篡夺皇位。因此，许多皇帝都会有意压制太子。
唐玄宗自开元盛世后，渐趋安逸享乐。愈发珍视皇位的唐玄宗，对早先的太子李瑛心生戒备。于是，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诬告太子李英兵变谋反，唐玄宗未经深思便轻易信之，随后将与此事相关的三个儿子尽皆诛杀。此乃唐朝着名的“三树之祸”。由此亦可见，作为历经宫廷血腥政治斗争而登上皇位的唐玄宗，对于权柄的掌控异常敏感。这道奏书直接致使王忠嗣深陷囹圄。若非哥舒翰饮酒误事，王忠嗣险些被处死刑。当时正值哥书翰接替王忠嗣担任陇右节度使，故而在述职之时，借机为自己的老领导王忠寺求情，请求以自身官职替王忠嗣赎罪。面对哥书翰的一片忠心，唐玄宗的怒气才稍有平息，然而仍将王忠嗣贬为汉阳太守。就在同年，历经挫折的王忠嗣突然暴毙，年仅 44 岁。
一代名将，竟在风华正茂之际溘然长逝，着实令人扼腕叹息。王忠嗣的离世，致使大唐失去了一位可制衡安禄山的中流砥柱，于是安禄山势力日益膨胀。身为盛唐赫赫有名的名将，王忠寺不仅比安禄山年轻两岁，李光弼、哥舒翰等名将皆由王忠寺悉心栽培而成。倘若王仲寺仍在，安禄山是否敢起兵造反，尚是未知之数。即便安禄山造反，以王中寺远超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的声望，平定叛乱的难度亦将大大降低。故而，王忠嗣不死，安禄山反不反，并非只是一句空话。总之，这位盛唐唯一的名将，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世了。而王忠嗣作为李靖之后，大唐最璀璨的将星，其意义不仅在于安邦定国，更在于他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高尚品德。《孙子兵法》开篇便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于石堡城一事，为国家计，王忠嗣宁可弃官罢职，亦不肯以万余士兵之性命换己之官爵，此乃军人之仁德，亦为李光弼为其个人魅力所折服，而葛舒翰宁以己之官爵换王忠嗣性命之缘由。
在那个如梦如幻、繁荣昌盛的开元盛世，一位英姿飒爽、意气风发的将领，被他的众多忠实追随者簇拥在中心。这位将领就是王忠嗣，他不仅自身英勇无畏，还拥有一批杰出的手下，包括哥书翰、郭子仪、李光弼等，甚至还有后来崛起的新星李晟。他们都是令人敬仰的大人物，但王忠嗣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和领袖。
王忠嗣被誉为盛唐第一名将，身兼大唐四镇节度使，战功赫赫。他成功降服了契丹，又在与吐蕃的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使得大唐边境得以安宁。他的存在就像一根定海神针，守护着大唐的繁荣与安定。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只要王忠嗣在世，安禄山必定不敢谋反。
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出人意料。这位曾经光芒四射的盛世名将，最终却以悲剧收场。历史的车轮无情地滚动，他的辉煌与荣耀在瞬间化为乌有，只留下人们对他的深深怀念和感慨。只因与领导唐玄宗的一次顶嘴 而被降职处分后暴毙而亡， 令人惋惜。
王忠嗣 ，祖籍太原郡祁县， 后徙居华州郑县， 此处需略述其家世背景 ，王忠嗣出身太原王室 ，乃实打实的贵族血统， 熟知隋唐史者皆知 隋唐之时乃身份制之社会 世家大族于社会上具崇高之威望与地位。
在所有尊贵的世家大族中 ，有五支最为尊贵及陇西李氏 ，赵郡李氏，博林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 。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王 ，所以称之为五姓七望或五姓七子族。由此也能看出 ，王忠嗣的家世背景却也是显赫至极 ，王忠嗣的父亲王海滨，正是凭借着家族的功勋和地位，得以通过门荫制度进入仕途，并担任了太子右卫率这一重要职务，官职正四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个级别的官员已经算是相当高的职位了。尽管有人可能会认为王忠嗣的从军之路有一定的“拼爹”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本身也是一位英勇无畏、善于征战的猛将，尤其在西北地区享有盛誉。要了解王忠嗣的成长历程，就必须从他的父亲王海滨开始说起。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的某一天，一个年仅九岁的少年趴在唐玄宗面前，悲痛欲绝地放声大哭。他那悲壮的哭声让周围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这个少年就是后来名震盛唐的名将王忠嗣，只是当时他还叫做王迅。
不久之前，一群土匪侵犯了大唐的陇右地区。王忠嗣的父亲王海滨跟随陇右防御使薛讷出征吐蕃，参与了着名的武街之战。在这场战役中，王海滨作为先锋大将，英勇无畏地冲锋陷阵，杀敌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令人愤慨的是，其他将领因嫉妒他的功绩，拒绝支援，导致他孤身奋战，最终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王海滨战死之后，唐玄宗特意下令让人把年仅九岁的王忠嗣带到内殿。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看着眼前这个伤心欲绝、痛哭流涕的孩子，唐玄宗心生怜悯之情，拉起王忠嗣安慰道：“你就像霍去病的遗孤一样啊！长大之后是要当将军的人 。”
为了让王迅不忘父亲的忠义之心，唐玄宗便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做忠嗣，意思是忠良之后。此次唐玄宗将王忠嗣带进宫来收为养子，让他享受与诸皇子等同的待遇。在青少年阶段，王忠嗣与太子李亨二人同时共寝，关系十分密切。而太子李亨正是未来的唐肃宗，既是皇帝的干儿子，又是太子的死党，王忠嗣的政治资本硬的让人羡慕嫉妒恨。然而王忠嗣虽生长在富贵繁华的宫廷中，但他身上却丝毫没有富贵子弟的顽固交涉之气。长大以后的王忠嗣勇猛刚毅，寡言少语，且颇有军事天赋。每次唐玄宗与他谈论兵法，王忠嗣都对答如流，这也让唐玄宗十分器重，他说：“你今后必然成为良将！”
时间来到了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这一年，王忠嗣跟随河西节度使萧嵩出征。在玉标川战役中，王忠嗣率领着三百名轻骑，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吐蕃军队。尽管面临着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但王忠嗣毫不畏惧，一马当先地冲入敌阵，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决心。这场战斗异常激烈，唐军最终取得了胜利，斩杀敌人数千人，并缴获了大量的羊马等战利品。这次胜利使得王忠嗣一举成名，被提升为左武卫将军、代北都督，并获封为清原县男。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一名三品官员，地位超越了他的父亲。
到了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河西节度使杜希望企图攻取新城，但苦于没有得力的将领。这时，有人向他推荐了王忠嗣，声称如果想要攻克新城，只有依靠王忠嗣才行。果不其然，当王忠嗣加入唐军后，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唐军士气大振，攻势凌厉，最终成功夺取了新城。史书称赞他在此次战役中的功劳最大，凭借这个功绩，他再次获得晋升，担任左威卫郎将，官至四品。
可能有人会感到困惑：王忠嗣之前不是已经官至三品了吗？为何立了功却被降职了呢？事实上，这里面有一段小插曲。在御标船之战结束后不久，王忠嗣因与另一位将领皇甫惟明发生矛盾，遭到他人诬告，被贬为东阳府果毅都尉。因此，此时的王忠嗣正处在事业重新攀升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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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攻占新城后，吐蕃随即展开反攻，但这恰好给了王忠嗣刷取个人战绩的绝佳机会。面对敌军的进攻，他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左右砍杀，杀敌数百人。吐蕃军队惊慌失措，自相践踏。唐军趁机从侧翼袭击，吐蕃军遭遇惨败。
鉴于王忠嗣战功卓着，唐玄宗下诏授予他左金吾卫大将军，不久后又兼任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使副使、大同军使等职务。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新的任命正式下达，王忠嗣获任河东节度使一职。此时的他年仅35岁，却已荣任一方节度使，如此年轻就取得这样的成就，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但对于王忠嗣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王忠嗣又兼任了朔方节度使一职。在唐朝的边防实战中，河东和朔方地区的地位最为重要，而朔方则更是关键所在。因为朔方这个地方局势极其复杂，不仅需要应对来自突厥势力的威胁，还要直接面对新崛起的如契丹、西祖侍卫回湖葛罗路等部落的挑战。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军将领赵成仙对昔人怒介部的征讨失利，导致所有粮草资重尽失。面对唐军的失利，王忠嗣亲自统领大军跨越桑干河，直击昔人的老巢，三战三胜，最终在漠北展现出强大的军威，胜利归来。为了全面收复草原的几大部落，王忠嗣改变了以往的作战策略，不再一味地勇猛进攻，而是更加注重智谋和策略。
在这段时间里，王忠嗣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谋和勇气，与突厥的巴西米葛罗路回合三部进行外交周旋，并通过巧妙的策略和手段，成功地煽动了内部矛盾，利用反间计逐个击破敌人。经过多年的努力，北方的胡人大多臣服于大唐的统治之下。这些年的征战经历，让王忠嗣逐渐从一个年轻的勇士转变为一名卓越的军事战略家。从朔方郡到云中郡，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他精心构建了一套完善而持久的防御体系。自从唐朝名将张仁旦之后的四十多年，王忠嗣继承了他的遗志，使得胡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再侵犯唐朝的边境。此时的王忠嗣，成为了守护唐朝边疆的定海神针。天宝五年（公元746年），王忠嗣迎来了人生中的辉煌时刻，他一人兼任四镇节度使，掌控着大唐帝国大部分的军队力量。万里边疆的安全完全依赖于他一人。
自大唐开国以来，王忠嗣的功绩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就在天宝六年，唐玄宗给王忠嗣下达了一个令他难以接受的指令——进攻石堡城。石堡城地处战略要地，但规模较小且位于半山腰，只有一条通道可供进攻，攻克难度极大。因此，王忠嗣表示反对，并认为应等待时机再做打算。但好大喜功的唐玄宗并不愿意等待太久：“我大唐帝国怎能被这小小的城堡阻挡？既然你王忠嗣不愿意采取行动，那我就派遣其他人去！”就这样，主战派董延光登上了历史舞台。不出王忠嗣所料，唐军不仅没有攻克石堡城，反而在前来增援的吐蕃军队面前狼狈逃窜。面对唐玄宗要求王忠嗣分兵进攻石堡城的命令，他态度消极。此时身为下属的李光弼对老领导的处境感到忧心忡忡，因为这种行为无疑是与领导的决策背道而驰。
他于是劝王忠嗣还是听从领导的决定，迅速合兵进击石堡城。但王忠嗣却不以为然地说道：“我平生的初恋难道是追求显贵吗？如今力争一成，得到了它也未能遏制敌人，没有得到它也对国家无害。我怎么能以数万人的生命去换取一个官职呢？”
我们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正如我曾看到过的一句话：“军人的人道，无非就是使得自己手下的士兵烧死几个。”而王忠嗣身为统帅，他并不认为战争只是为边疆博取战功之用，而是真正的心怀坦荡、忠心为国，堪称名将的典范。
然而，王忠嗣忽略了皇权之下的政治残酷性。他忘却了他和唐玄宗并非亲生父子，即便真是亲生父子，在君臣关系跟前也是微不足道的。《新唐书》对王忠子做出“忠于谋生”的评价甚是恰当。
在数千载之人情社会中，与领导对抗，通常都不会有好结果。于是，一场针对王忠嗣的风暴悄然降临。玄宗的冷落，亦给了小人可乘之机，譬如奸臣李林甫。李林甫心胸狭隘，但凡朝中有人于皇帝面前崭露头角，定然难以逃脱其毒手。故而，在李林甫的授意下，有人向唐玄宗呈递了一道奏疏，称王忠嗣与太子自幼相伴，关系密切，且曾言欲助太子早日登上皇位。不得不言，做一个奸臣亦需具备政治才能，李林甫之诬陷可谓是切中要害，直抵玄宗心窝。自古以来，太子作为储君，乃未来之皇帝，即便为父子兄弟，太子作为法理上之继承人，亦会受到现任皇帝之猜忌，唯恐太子谋害自己，篡夺皇位。因此，许多皇帝都会有意压制太子。
唐玄宗自开元盛世后，渐趋安逸享乐。愈发珍视皇位的唐玄宗，对早先的太子李瑛心生戒备。于是，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诬告太子李英兵变谋反，唐玄宗未经深思便轻易信之，随后将与此事相关的三个儿子尽皆诛杀。此乃唐朝着名的“三树之祸”。由此亦可见，作为历经宫廷血腥政治斗争而登上皇位的唐玄宗，对于权柄的掌控异常敏感。这道奏书直接致使王忠嗣深陷囹圄。若非哥舒翰饮酒误事，王忠嗣险些被处死刑。当时正值哥书翰接替王忠嗣担任陇右节度使，故而在述职之时，借机为自己的老领导王忠寺求情，请求以自身官职替王忠嗣赎罪。面对哥书翰的一片忠心，唐玄宗的怒气才稍有平息，然而仍将王忠嗣贬为汉阳太守。就在同年，历经挫折的王忠嗣突然暴毙，年仅 44 岁。
一代名将，竟在风华正茂之际溘然长逝，着实令人扼腕叹息。王忠嗣的离世，致使大唐失去了一位可制衡安禄山的中流砥柱，于是安禄山势力日益膨胀。身为盛唐赫赫有名的名将，王忠寺不仅比安禄山年轻两岁，李光弼、哥舒翰等名将皆由王忠寺悉心栽培而成。倘若王仲寺仍在，安禄山是否敢起兵造反，尚是未知之数。即便安禄山造反，以王中寺远超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的声望，平定叛乱的难度亦将大大降低。故而，王忠嗣不死，安禄山反不反，并非只是一句空话。总之，这位盛唐唯一的名将，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世了。而王忠嗣作为李靖之后，大唐最璀璨的将星，其意义不仅在于安邦定国，更在于他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高尚品德。《孙子兵法》开篇便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于石堡城一事，为国家计，王忠嗣宁可弃官罢职，亦不肯以万余士兵之性命换己之官爵，此乃军人之仁德，亦为李光弼为其个人魅力所折服，而葛舒翰宁以己之官爵换王忠嗣性命之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