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严嵩及其同党，就是嘉靖皇帝也不会放过他。

按照嘉靖朝这时的政治生活逻辑，严嵩受宠信任，因此抨击他就是攻击皇上。

而且在奏章中，杨继盛还直接批评了皇上“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见信，虽上天示警，亦不省悟”;

“堕于术中而不觉”;

宁愿“百万苍生之涂炭”，也不忍心“割一贼臣”等，

这不就是直接说，嘉靖帝是一位贤、奸不辨的昏君吗?

有了固执己见、独断专行的嘉靖皇帝作为后台支持，严嵩击败杨继盛就有了坚实的保障。

七十三岁的严嵩，毕竟是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老狐狸。

对于杨继盛所列举的事实，他虽无法直接反驳，但仍能狡猾地找到“把柄”，以此将杨继盛置于死地。

老奸巨猾的严嵩，在杨继盛洋洋洒洒五千多字的奏章中，一眼就盯上了“皇上或问二王，令其面陈嵩恶”这句话，

并将它作为密谋构陷杨继盛罪名的法宝，而年轻气盛的杨继盛则“过于耿直而招来重罪”，偏偏在这个朝廷里最敏感的问题上不懂得变通和回避。

嘉靖皇帝有八个儿子。其中五个儿子早年夭折，只剩下次子朱载壑、三子朱载垕、四子朱载圳长大成人。

嘉靖十八年，立次子朱载壑为皇太子，封三子为裕王、四子为景王。

二十八年时太子去世，按照正常顺序，三子裕王应当继立为皇太子。

但皇帝在两位王子之间犹豫不决，这引发了二王争夺太子之位的明争暗斗。

同时，道士陶仲文又提出了“二龙不能相见”的说法，皇帝信以为真，于是命令两位王子住在宫外，不得面见圣上。

这种父子隔绝的状况，也加剧了皇帝的猜疑，生怕两位王子背着他有什么不轨之举。

如果杨继盛的上书与两位王子有关，那就是勾结亲王干预朝政，依法当斩；

即使没有直接关联，严嵩也可以为他编造罪名，那就是“诈传亲王令旨”，这在法律上同样是死罪。

因此，只要一提及“二王”，就一定能给皇帝带来强烈的刺激，引发极大的怀疑。

于是严嵩向皇帝指明杨继盛奏章的关键是“引用二王作为说辞”。

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

正月二十，奏章呈上两天之后，皇帝就下达了圣旨：

“这家伙因为被贬官心怀怨恨，拾人牙慧，肆意妄为地上奏。奏章里引用二王作为说辞，究竟是何居心？命令锦衣卫将其逮捕送交镇抚司，狠狠地拷打审问清楚后再来汇报。”

杨继盛被投入监狱拷问。

用刑极其残酷。然而杨继盛坚强不屈，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

审讯官追问“指使他的人是谁”。

他回答说：“尽忠是我自己的事，难道一定要等人指使吗？如果有人敢指使，那他自己就会去做了，又何必让别人去做呢？”

审讯官又追问“他引用二王的原因”。

他回答说：“奸臣误国，虽然能欺骗皇上，但一定不能欺骗二王。”

“最亲近的莫过于父子，皇上如果问二王，他们一定会说出奸臣的过错。”

而且严嵩父子作恶多端，“除了二王，还有谁敢不惧怕严嵩呢？又有谁敢说出他的过错呢？”

审讯官一无所获，在拶指、敲杖、夹棍等各种刑罚都用过之后，给他钉上肘镣送进了监狱。

到了二十二日，皇帝又下了圣旨，命令锦衣卫再打他一百棍，然后转送刑部监狱，从重治罪。

嘉靖命令刑部给杨继盛定罪。

刑部尚书何鳌是严嵩的门生，侍郎王学益是严世蕃的儿女亲家，他们遵照严嵩父子的意旨，拟定了“诈传亲王令旨”的罪名，按照《大明律》的规定，此罪应处以绞刑。

刑部郎中史朝宾刚正不阿，坚决反对，他驳斥说：

“没有这件事却硬拉扯在一起，以此来判人死刑，作为臣子阿谀奉承而侮辱国家法律，怎么能这样呢？”

但是何鳌、王学益强行定稿，命令他署名签字。

杨继盛虽然被打入死牢，但仍然泰然自若，读书不止。身陷囹圄之中，他仍然挂念着百姓的穷苦，上书给内阁次相徐阶，陈述自己对救灾的看法。

在朝审的路上，他戴着刑具长板扭镣，“围观的人像一堵墙一样，多到连路都走不通”。

杨继盛深受感动和鼓舞，吟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