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灭佛事件，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演进的一次重大浩劫，也称“会昌法难”。

后代佛教徒将其与之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以及之后的后周世宗灭佛并称为“三武一宗”。

那么，武宗为什么要灭佛？其背后深层次的动机是什么？

大唐在建国之初，是个对宗教相当宽容的王朝，不仅佛教进入史上最为鼎盛时期，出现了玄奘、鉴真、一行等举世闻名的高僧。

其他宗教，比如中国本土的道教，以及从西方传入的祆教、景教，在长安这座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中，也都各有信徒、互不干扰。

而大唐历代帝王大都是些多宗教信仰者，在崇信佛教的同时，并不影响他们对其它宗教的信仰，释迦摩尼与太上老君平分秋色、和平共处。

佛陀、道士成为朝中权贵争相拉拢的座上宾，甚至许多高僧、道士可以自由出入守卫森严的宫禁，替帝王祈福消灾、答疑释惑。

不过总体上看，由于道教需要精通占卜测算、炼制丹药、望山看水等众多技能，对文化层次有着一定要求，进入门槛较高，受众相对较少。

而佛教讲究众生平等，主张放下执念皆可成佛，民间信徒显然更多。

至于景教、祆教以及其它宗教，由于传入时间不长，更难与佛教相抗衡。

到了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女皇执政期间，佛教发展的更加繁荣。全国各地寺院遍布，长安、洛阳更是拥有众多规模豪华、堪比皇宫的大型寺院。

佛教的畸形繁荣极大提升了僧尼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事生产，无需缴税、服劳役，还占据着大量良田，有佃农替他们劳作，有杂役替他们照看生活，俨然成为一个掌握有大量财富的庞大特权阶层。

朝中权贵以及富商大贾，纷纷将自己的亲戚子弟送往寺庙剃度，打着修行的名义享受各种红利。

玄宗以后，大唐人口一度猛增至五千多万。与之相反，朝廷手中掌控的耕地却大量集中在权贵手中，致使大唐自开国之初就实施的均田制濒临崩溃。

玄宗对此有所察觉，曾三度下诏抑制佛教规模，禁止王公贵族将田宅私自改成寺院，但收效甚微。

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衰落，财政捉襟见肘，历任帝王都在为钱发愁。武宗执政时，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因此武宗在即位之初，就对佛教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反感。

会昌元年（814年）六月，庆阳节这天，武宗在宫中设斋请和尚、道士讲法，却只赐给道士象征尊贵的紫衣，严禁僧人穿着，以此昭示天下，自己对佛教并不感冒。

会昌二年（815年），武宗着手没收寺院财产。

会昌三年（816年），因传言有昭义军奸细，假扮僧人潜入长安，武宗向京兆府下达“杀沙门令”，三百多名僧人横死街头。

会昌五年（845年）六月，祠部奏报：全国共有大型寺庙四千六百座，民间寺院四万座，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

祠部是尚书省所属一个二级部门，分管宗庙、祭祀以及僧尼薄籍等事务。

武宗对这些不事生产、不服劳役、不缴赋税，只是白白浪费粮食的僧尼愈发厌恶，加之受到宰相李德裕，以及道士赵归真的力劝，终于下定决心将他们一举废除。

七月初一，武宗诏令全国：要求各地先毁掉建于山野郊外的招提寺、兰若寺。

招提、兰若都是梵语音译词，均为寺院泛称，只是规模、场地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