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安抚党项部众，让他们各安其业，并奏请设置麟州（今陕西麟游县境）予以镇抚。

七月初四，王晙大败康待宾，斩杀叛军一万五千人。康待宾被唐军所获，押送长安。十六日，玄宗当着四夷酋长的面，将康待宾处以腰斩。

在此之前，玄宗曾诏令陇右节度使郭知运配合王晙作战，王晙认为凭借朔方军自身实力完全可以击败康待宾，奏请郭知运返回。

碍于当时的交通条件，玄宗命令还没到，郭知运已领军前来，由此对王晙产生了不满，发兵攻打已经投降的胡人。

胡人以为王晙出卖自己，随即在康待宾余党康愿子率领下重新反叛，康愿子自称可汗。玄宗认为王晙无能，将其贬为梓州刺史。

九月十九日，张说靠着平叛大功得以重返朝班，升任兵部尚书，成了大唐三军总司令。

十二月，玄宗在原有朔方军的基础上，设置朔方节度使，统管北部边防。下辖单于都护府，夏州、盐州等六州，定远、丰安二军及三受降城。

张说以大唐总司令的身份，兼任朔方战区总指挥。

把如此重要的岗位授予张说，足见玄宗对他的信任与肯定。

张说没有让玄宗失望，继任不久就接连做了三件大事，让玄宗眼前为之一亮。

第一，平定叛乱。开元十年（722年）八月，张说发兵击败康愿子，把六胡州余众全部迁到河南、朔方所属各州，彻底根除了祸患。

第二，裁减边军。当时的北疆为了应对后突厥，常驻唐军六十余万人。张说经过深入考察论证，认为当前已没有能对大唐构成实质威胁的强敌，奏请裁撤边军二十万，让其各自归乡务农，以减轻国家负担。

如此大规模的裁军，让玄宗难免心生疑惑。

张说许诺：“臣在边疆多年，深知这里情形。将帅不愿裁军，不过是想用于自卫，或是役使士卒为他们做私活而已。兵贵精不贵多，御敌制胜无须太多冗员。陛下如果不信，臣愿以全族百口性命做担保。”

张说的勇于担责，打消了玄宗顾虑，下诏予以实施。

第三，改革军制。大唐军制沿于北魏府兵制，二十从军、六十退伍，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在建唐初期，人口少、农田多，且国土面积有限，作战地域大多距家乡不远，士卒既可以保卫家乡不受侵犯，又能够兼顾自家产业，一旦战死还有优厚抚恤，毫无后顾之忧，打起仗来极为彪悍。

而到了玄宗时期，这一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口增长过快，农田相应减少，且疆域广袤无边，一直拓展到了绝远之地。府兵制的根基“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士卒们长期在外戍边征伐，家中却仍要缴税服役，以至日渐贫困。军中逃亡事件屡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军心士气。

张说深知其中危害，提议改革军制，从社会征募壮士充任侍卫，凡加入军籍的一律免除各类徭役，享受国家优待。

政令一经颁行，不过十天左右就征得精兵十三万。

从此，府兵变为募兵；士兵也从半农半兵，转变为专司其业，由国家供应的职业军人。

这项军制改革影响深远，不仅为玄宗执政中期征伐四方提供了充足血液，促进了开元盛世的形成，更为后世历朝历代所沿袭。张说功不可没，在玄宗面前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十一月，前广州都督裴伷先坐罪下狱，玄宗让众宰相议定他的罪行。

张嘉贞提议施以杖刑，张说反对，指出：“自古刑不上大夫，是因他们代表着君王的脸面，需要有廉耻节操，士可杀而不可辱。”

“臣在北部巡边时，听说姜皎在朝堂上被当众施以杖刑。姜皎位居三品高官，且为国立有大功，有罪了依据律法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当死则死、当流则流，怎能轻易加以侮辱，把他当成奴隶对待！姜皎的事已经过去，无法挽回。裴伷先所犯罪行依律应判以流刑，切不可再重蹈覆辙，寒了士大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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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深以为然，采纳了张说意见。张嘉贞对此非常不满，因为打姜皎板子就是他出的主意，姜皎也因此死于流放途中，张说这么说无疑是把矛头对准了他。散朝之后，他怒气冲冲的找到张说，质问道：“你何必把话说的这么难听。”

张说意味深长的回答：“宰相这一职位，不是高不可攀，时运来了谁都能当。如果国家大臣都可以被当众鞭打侮辱，谁敢保证将来这手段不会施加到你我身上。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裴伷先，而是为了你我和天下的士大夫啊！”张嘉贞无言以对。

开元十一年（723年）正月，张嘉贞的弟弟张嘉佑因贪污遭到检举。大唐有制，官员亲属犯罪，官员也要连坐。

张说劝张嘉贞脱去官袍，身着便服到朝堂外主动请罪，以求宽大处理。玄宗见其认错态度良好，又没有其他过失，便将其免去宰相职务，外调为幽州刺史。

宰相职务空缺，张说凭借过人才华与卓越政绩，在时隔十年之后被重新起用，拜为宰相，主政中书省。

同时，玄宗将贬为梓州刺史的前朔方大使王晙，提拔为兵部尚书兼朔方节度使，接替张说巡视北疆各军。

所谓天道酬勤，真金不怕火炼！张说的事告诉我们，只要你有真本事，又能耐得住寂寞，即便短期内遇到些挫折，别气馁沮丧，更不要牢骚满腹，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努力，相信总会有花开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