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朝廷而言，实行“包税制”看起来能节约设置征税机构的费用，又能得到应收的赋税，表面看来是很有利。但这些拍脑袋作决定的官员，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包税者大多是地方豪强，其包税后，不再依率征收赋税，而是肆意加税勒索，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往往，当地的官府或当政者，与这些豪强坑壑一气，相互利用榨取百姓的血汗。

这个里正就是鲜明的例子，他不是包税者，但他与该镇包税商人穿的却是同一条裤子，包税商人所得的一成是要孝敬给自己的。如果当地的民众都去参加朱雀军，那一成的所得问谁要去？

之前一年好歹还能存上一、二十两银子，碰上灾年，南人们没吃没喝的，他施舍区区几两米，就能睡那些穷苦人的婆娘与女儿，这种衣食无忧的日子简直不要太滋润！

里正主意一定，只见他嘿嘿一笑，一双三角眼转得飞快：“朱雀军不抢不掠、又救民于水火之中，真乃天底下少有的仁义之师，在下仰慕得很、仰慕得紧，吾观大军有规有矩、举止更具威武之师的气概，好啊！然则这个李。。。。。。将军，如今庙山镇民寡地穷，多有老弱妇孺，又皆手无缚鸡之力，就算有三五青壮，亦是上有老下有小。哈哈，古人有云，父母在不远行，庙山镇还是安份的把那几亩地种好，至于其它，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还望将军宽恕则个。”

靠，踏马这个七扯八扯的里正，看起来恭顺得很，但说起搪塞的话，一点也不含糊，比起那刘老族长不知要精明多少倍。里正一说完，三名主首立即上前，尽说些客套话的同时也是随声附和，甚至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作解释，不一而足。

这四人一唱一和，配合得简直完美。

说了半天，这些人要么顾左右而言其它，要么使出浑身解数，充分的展示出具表演的天赋，一把眼泪一所鼻涕的各种诉苦，反正无论李芗泉怎么来，就是认准了不跟朱雀军干。

直到这个时候，尝到了挫败感的李芗泉似乎有点明白了，为何庙山镇的民众不亲近朱雀军，关键的一点，是没有吸引力啊！细细思量，确实有点像，这支半路上莫名其妙杀出的朱雀军，一点名气也无，离一呼百应、应者景从的局面差了十万八千里不止。无缘无故的就想要人家投靠你，凭什么啊。换位思考一下，就是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也不干啊。

其实，这里正心里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朱雀军要强来，自己是半点招架的机会也没有的，真到了那一步，他便只能先敷衍一番，再等瞅到机会再溜。无论如何，都要尽快离开此地，前往泸州府搬大元的救兵来剿灭这帮反贼。

李芗泉来回踱了几步，刚才他也算是试探人家的意向，如果人家不愿意，当然不会勉强--他还是相信强扭的瓜不甜，但万一有人真的“仰慕”呢。

这里正如此奸滑，须得让他好生明白如今的形势是主动权在我！

这时，李芗泉脸色一变：“为人子女须尽孝，这个我自然明白。不过我话说在前面，庙山镇如若有人跟随朱雀军，尔等不得阻拦。否则，我以串通鞑子之罪抄了尔等的家产，若是通敌，诛灭！”

说到这里，李芗泉也把自己的条件托出来了。那里正摆出一副苦瓜脸，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些反贼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事不宜迟，须得尽快逃离此地，否则一旦出现变故，只怕后果不可预料。如此，里正便曲意逢迎，假意点头称是，然后告了声罪，带着三名主首便溜之大吉了。

王大郎疑惑地问道：“大人，您为何裹挟这镇上的人呢？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啊！”

这里所说的“裹挟”，实际上是中国古代起义军常用的手段。每当军队到达一个地方，他们就会掠夺所有的男女青年，并将其全部纳入军队之中。这样做不仅能够壮大自己的声势，还可以把这些人当作攻打城池和要塞时的炮灰使用。

这种做法虽然残忍无情，但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却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策略。然而，这位大人似乎有着不同的想法和计划，他并没有选择采取这种方式。

李芗泉看着如释重负的里正等人背影，他对身边杵着的张靖、王大郎道：“若是庙山镇无一人来投，说明鞑子对他们而言，要么向心力更强，要么就是恐惧鞑子报复。我们即使裹胁了他们的人，也收拢不了他们的心，这些人夹杂其中反而会影响士气，强扭的瓜不甜，朱雀军如今虽然势单力簿，但也不能随便什么人都拉进来滥竽充数，那样的结果适得其反，明白吗？”

对李芗泉这种白话加成语的习惯讲法，王大郎经常要理解半天才能理会其中的意思，但张靖在这方面就要强上一些，他在一旁插话道：“强扭的瓜不甜，这是婆罗谚语？倒也贴切！不过张某认为，当下朱雀军最为缺人，裹胁之事嘛，别无道理。”

李芗泉摆出一副从谏如流的势态：“既然张都头与王大哥都这么说，我也会考虑考虑，但我们不着急！”

张靖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大人，里正主首乃村镇之首，皆蒙元耳目。其不投朱雀军则罢了，却不可放其归家，谨慎能捕千秋蝉，小心驶得万年船啊，不如逮来杀了。”

李芗泉哈哈一笑：“那望湘村里正不就为了乡民之事而被抓了吗？张都头，你太谨慎了。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