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啊不，应该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也不对，因为寒食节出门的这一天，是个春光正好的大晴天。

清凉而不刺骨的晨风，吹拂着郊野当中摇曳起伏的草木，还有被新翻灌水不久，才插上禾苗的田地；而送来一阵接一阵，有别于城市生活烟火气息，专属于乡野山林特色的清新味道。

实际上，在京畿道乃至关内道已经被高度开发的情况；如今只剩下一些历代营建的山陵附近，以及作为天子禁苑的北外苑内，还有大量自然繁衍的野兽猎物。但也造就了许多为了获得皮毛肉类取利，而自发形成偷猎游民的聚居点。

所谓的“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唐会要》卷二十八《蒐狩》)。这还是因为梁公在世时，全力推动柴草改石炭，同时又进一步的封禁山林改田的开发，这才保全下来京畿道内，从太白山到楼关山间的大片山林草场。

按照江畋前身记忆，作为重建新府兵体系的基础。关内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平野上，其实早已经被见缝插针式，划分出大大小小的府兵屯庄所占据满了；只是新体制其实仿照了后世国营农场的方式，进行集体劳作和组织经营。

这样既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宏观规划下的内部流通、互补效应；还能避免原有班田制下，以个体经营土地，还要自备器械口粮服役的府兵（小地主），不堪忍受纷纷逃亡，或是被地方豪右、大户给兼并的结果。

毕竟，按照后世相对成功的经验，集体劳作和组织生产之下，对于意外风险抵抗能力更强，也更加团结富有凝聚力。同时，因为保持农闲军训的传统和集体劳作的默契，也是朝廷优质的预备役兵源。

因此，地方上若是有人敢于犯天下之大不违，侵害这些集体所有制的府兵屯场利益；那是嫌来自朝廷的铁拳不够硬实，还是生怕众多预备役或是现役军人眷属，不敢聚集起来给你父母官好看？

然而，这又诞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沿着环绕长安的八水，而逐级拦坝造堤建立起来的，诸多官私水力工场、作坊；与这些军府屯田所需的灌溉水源之争；然而对于朝廷正可谓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新军府固然是朝廷中枢的兵源基石，但是大量沿水而设的水力工场，同样也是朝廷在薄免田赋之余，额外创造价值和税收的来源。因此，在朝堂博弈多年之后最终结果，采纳了让肉烂在锅里的折中方案。

也就是八条径流的沿岸地方十里之内，以水利工场的营造和生产为优先；同时，在其他地方以军府屯场灌溉为优先；由此形成了上游相对扎堆的工场地带，和下游连片府军屯场遍布的现有格局。

与此同时，虽然为了避免新军府的恶性膨胀和浮滥化；自梁公时代起就以圣训/祖制的形式，严格限制了最初军府的定额；即享受免税免役的每户府兵之家，只能有一个儿子/女婿继承家门的铁律。

也只有在家门断绝，或是身份转迁将吏，而别列军官之籍后；才能将原有的府兵身份和资格，转给最近的男性亲族。至于其他的成年子嗣，除了请求转为戍边屯守或是出藩开拓，就是被优先招入官办工场。

因为，这些出自军府家庭的子弟，相对营养好身体健实，比起普通百姓也更有组织性和服从性。同时，他们也是朝廷制度和皇恩浩荡之下的受益者，一旦国家有事，在忠诚可靠上也更胜一筹。

因此，当年与梁公亦师亦友的泰兴帝，就曾自豪在东巡途中称：朕不加赋于民一文，而赡军足食数十万；但逢国家有事，则数万带甲，朝夕尽起。然后，他就在忠诚的东都，遭到了叛臣/旧势力反扑。

虽然成功平定了叛乱，却也落下来了英年早逝的病根所在。也成为了后来梁公留朝辅政三十年，又远走外域建国定鼎大夏；以及在梁公离开后的朝局混乱当中，睿真元明太后保扶五代天子，重新稳固李唐天下的一系列事件。

但不管怎么说，一些失去了足够灌溉的农田水源，被迁移废弃的屯庄旧址；虽已不适合种田，但是还可改作其他的用途。比如在这些大片荒草丛生、鸟兽繁衍的野地中，进行每年春秋两季的踏青、游猎、竞技和宴乐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