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此时虽然年仅四十多岁，但却时常患病，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让他不得不将开始安排身后事，将皇位的传承提上日程。
刘舍担任丞相数年来，虽然也算尽忠职守，但他与功勋集团的关系却太过密切了。刘舍的父亲刘襄，便是曾经的项氏宗族将领项襄，项羽兵败自刎后，项襄等宗族投降刘邦，后被刘邦赐予刘姓，获封桃侯。刘襄虽非西汉开国功臣，但却是开国功侯的一员，自然与他们关系密切。
至于卫绾和直不疑，不仅是寒门出身，与功勋集团毫无瓜葛，而且性格敦厚，为官谨慎，正是辅佐新君的合适人选。
从后元元年（前143年）至后元三年（前141年），西汉境内地震、旱灾、瘟疫等灾祸不断，粮食欠收极为严重，为了应对灾情，汉景帝于后元二年（前142年）诏令内史和各郡不许用粮食喂马，违者将马匹收归官府，并诏令全国节约用粮，严禁新粮收获以前将口粮吃完，同时再度减少驻京列侯，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封国。十月，汉景帝又下令将刘邦长陵附近的官田租给百姓耕种。
后元三年（前141年）十月至十二月，接连出现特殊天象，汉景帝亦患病，且病势越来越严重。正月，刘启勉强支撑病体，为皇太子刘彻举行了加冠典礼，十余日后，在位十六年的刘启病逝，遗诏赐给诸侯王以下至平民应该继承父业的人每人爵位一级，全国每户一百钱，将后宫宫人遣散回家，并免除其终身的赋税。
由于在处理晁错、周亚夫等人问题上的态度，不少人都认为汉景帝是一位刻薄寡恩、冷血无情的帝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以在位十六年间的政绩而言，汉景帝无疑是一位极为出色的守成明君。
政治层面，对外采纳晁错的削藩策，虽酿成“七国之乱”，但也凭借着平叛之威极大削减了诸侯国的权势；对内则通过迫使周亚夫辞相，乃至最终被杀，虽然略显刻薄寡恩，但却基本终结了自西汉立国以来便存在的皇权与相权之争，使得皇权在权力博弈中占据上风。通过对外压制诸侯王，对内压制相权，极大加强了集权。
经济层面，汉景帝继续沿用重农轻商国策，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并允许居住在土地贫瘠地区的百姓迁居到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继续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策略，于即位第二年便下诏推迟男子服役的年龄三年（从17岁推迟到20岁），缩短服役时间，再加上汉景帝自身十分的勤俭节约，这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保证了国家的农业生产。
同时，汉景帝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例如后元二年（前142年）四月，由于遭遇严重旱灾，导致当年粮食欠收，汉景帝便下了一道《令二千石修职诏》，其中说道，“雕文镂刻，是损害工业生产之事；锦绣纂组，是损害女工之事。农业生产受到损害，就是饥饿的根源；女工受到伤害，就是受冻的根源。饥寒同时出现，很难说不是人祸。朕亲自耕种田地，皇后亲自种桑养蚕，作为祭祀祖庙时的贡品和祭服，就是为了给天下百姓作榜样。我不接受进献的物品，减少膳食，降低百姓的徭役赋税，就是为了鼓励天下百姓努力耕种和养蚕，使得百姓平日多有积蓄，以抵御灾祸。
今年收成不好，人民的口粮很少，原因在哪里呢？或许是因为奸诈的人做了官吏，公开行贿受贿，贪求钱财，剥削百姓，侵夺万民。县丞是重要官员，执法犯法，与盗贼共盗，太不像话！命令郡国守、相等二千石官员，各自严格遵守职责；不履行职责、政绩不好的官员，丞相要向朕奏报，议定处置的罪名。”
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汉景帝又诏令郡国劝农桑、多种树，禁止官吏采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在律法层面，继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汉景帝继续减轻刑罚，使得刑罚更加趋于合理，并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的公平性。当然，汉景帝也并非一味仁慈，例如在对待地方豪强的问题上，由于朝廷长期实行“无为而治”，导致地方豪强并起，这些人凭借家族势力不断压榨百姓，甚至对抗朝廷，导致民怨沸腾，汉景帝为了予以惩治，则任用了包括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在内的酷吏，痛诛在地方为非作歹的不法豪强。
在军事层面，汉景帝基本沿用了与匈奴和亲的策略，虽然在位晚期汉匈冲突有所加剧，但总体而言，汉匈关系相对较为平和。同时，汉景帝沿用汉文帝时期的“入粟拜爵”、“募民实边”和“黩罪之法”等策略，不断充实汉朝边塞，而正是由于这些策略的有效实施，使得匈奴南侵难度不断加大，汉文帝以前那种整个北部边郡全部遭受匈奴威胁的局面不复存在，匈奴除了整合大军大举犯边之外，各部落随意南侵的情况大幅度减少。
小主，
从汉文帝刘恒到汉景帝刘启，历经两代治世明君的治理，使得西汉迎来了立国以来的第一个治世，史称“文景之治”。
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得到大幅度提升，在国家无事，没有遭遇到水旱之灾的情况下，百姓基本能够保证自给自足。正是受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朝廷轻徭薄赋的刺激，汉朝迎来了人口爆发期，汉朝的人口从西汉立国初年的约1300万，提升到了约3000万。
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得朝廷的国库日渐充盈，甚至达到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地步，边塞地区的粮食储存，更是从汉文帝时期便始终保持着足够五年之用的存量。
而为了应对匈奴的威胁，汉文帝时期便在边塞地区建立了官办马苑，用以专门饲养马匹，经过文景两代的发展，到汉景帝去世之前，汉朝的战马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四五十万匹，而且当时民间养马现象也十分普遍，以致形成了“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的景象，这与西汉初期“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随着“挟书令”的废除，再加上汉景帝在提倡黄老之学的同时，不再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使得包括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在内的其他各派思想得以充分发展和融合，汉朝的思想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文景之治”，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安康和谐社会，而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充分发展，为此后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