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後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当初，汉文帝因周亚夫治军严谨，曾在临终前嘱托太子刘启，表示周亚夫此人可以重用。因此，当汉景帝得知吴王刘濞等人叛乱，而汉初开国将领又大多去世的情况下，决定重用周亚夫等新生代将领。

为此，汉景帝立即重设太尉一职，并以周亚夫充任，希望他能像其父周勃当年平定“诸吕之乱”一样，剿灭吴楚叛军。然而，当汉景帝准备调集军队交由周亚夫统率时，尴尬的一幕却出现了。

汉文帝时，为了收回大权、平衡朝中势力，一方面大肆打压朝中打功勋老臣，另一方面则提拔了大量新晋官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朝中的功勋老臣与贾谊、晁错等新晋官员矛盾极深，前有文帝时贾谊因排挤被贬，后有景帝时袁盎等诸功大臣排挤晁错，只不过这次被贬的却是袁盎。

与此同时，汉景帝即位后不久，对朝中人事进行调整，重用晁错等太子宫旧臣，以至于汉文帝的旧臣大多被架空或改任，此举又导致文帝旧臣与晁错等新晋宠臣产生矛盾。尤其是丞相申屠嘉之死，更是让双方的关系变得彻底无法调和。

因此，汉景帝当时面临的局面便是，功勋集团和文帝旧臣都对汉景帝的用人策略极为不满，对于晁错等新晋宠臣则是极度排斥。

当初汉高祖刘邦在大封功臣时，曾定下“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的誓言，保证这些功臣的赏赐惠及后代，然而削藩却打破了这个誓言，因此除了诸侯王之外，功勋集团对于削藩同样极为抵触。毕竟，汉景帝今天能削去这些诸侯王的封地，在这个誓言被打破之后，谁又敢保证未来他不会对自己这些彻侯下手。

对于削藩，大臣之中本就有些人持反对意见，再加上以上的诸多原因，所以汉景帝的削藩不仅在诸侯国阻力重重，就算是在朝廷，也没能获得太多人的支持。

因此，当“七国之乱”爆发时，功勋集团和很多大臣非但没有站在朝廷一边，反而持有一种看热闹的心态。

正因如此，当汉景帝刘启得知吴王刘濞等人叛乱，下诏调集军队之时，由于军中很多将领都是功勋集团后代，这些人面对汉景帝的征调，要么直接以生病为由闭门不出，要么阳奉阴违拖拖拉拉，结果竟然导致朝廷一时间难以调动兵马，更是陷入了无将可用的尴尬境地，以至于汉景帝不得不从地方调集军队交由周亚夫指挥。

当初，周亚夫因为治军严谨受到汉文帝的欣赏，认为其可以作为太子刘启的肱股之臣，因此在临终之际嘱咐刘启要善用周亚夫。然而，周亚夫固然带兵有方，但作为周勃之子的他，毕竟也是功勋集团的一员，在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情况下，他也难免有抵触情绪。

于是，汉景帝便陷入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他有心重用周亚夫，但周亚夫却与其他将领一样，“恰好”疾病缠身，无法起身应征。

外有诸侯叛乱，内有大臣武将反对，这使得朝廷立即陷入了危局之中。

面对如此情形，汉景帝只得再次召见晁错商议对策，但晁错面对如此局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苦无良策的情况下，晁错甚至想出了让汉景帝御驾亲征，由自己留守京城，为大军筹措补给的办法。

此前，在吴楚叛乱的消息刚传到京城时，晁错认为袁盎曾在吴国担任宰相，必然知道吴国内幕，再加上原本就与自己有旧怨，于是打算趁机将其除掉，为此找来丞史商议，说道，“当初袁盎收了吴王那么多钱，专门替他遮掩，说他不会反叛。既然如今反叛已成事实，我打算上书请求惩治袁盎，他必然知道吴王刘濞叛军的内情，如此也可让朝廷有针对性的做出应对。”

丞史却认为不妥，劝说道，“吴王刘濞策划谋反已经几十年了，收取其贿赂的又何止袁盎一人。如果吴王不反，你杀袁盎尚可震慑那些官员；如今吴王已反，你再诛杀袁盎，岂不是将那些大臣全部推向了吴王一方？何况，袁盎在吴王叛乱之前便已经被罢免，此后一直居于京城，他能知道什么内情？”

晁错认为丞史说的并无道理，只得暂时放弃了除掉袁盎的想法，转而思索起其他对策。

晁错虽然放弃了除掉袁盎，但他的这个想法不久后却流传了出去，袁盎得知消息后大怒。

袁盎早在文帝时便与晁错矛盾重重，后又因晁错的举报而被罢免，内心深处早已对其恨之入骨，如今自己无职无衔、闲居京城，却没想到晁错仍然不放过自己，竟然还想置自己于死地，他岂能不怒。

袁盎虽然免职闲居，但也并非对朝中形势毫不知情，他知道如今晁错和汉景帝处境尴尬，因此在略微思索之后，便想到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计策。

袁盎虽然想到了计策，但如今无官无职的他却根本没有办法入宫面见皇帝，在脑海中盘算了一番之后，他最终决定寻找窦婴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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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婴早年不仅同样担任过吴相，而且此前在朝堂明确反对过晁错的《削藩策》，因此与晁错矛盾极深。

更为重要的是，吴王刘濞起兵叛乱之后，汉景帝曾希望窦婴能够领兵平叛，但窦婴却一再以患病为借口推辞，以至于汉景帝愤然说道，“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因此袁盎认为窦婴一定会帮助自己。

想到此处，袁盎立即动身前去拜访窦婴，然后开门见山的对窦婴说道，“如今正是除去晁错的大好时机，你可愿意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