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缓缓的进站了，正是上午八点钟的早高峰，人流如潮水般的涌进站内，车厢里拥挤的像是沙丁鱼的罐头，黑压压的一片。

拥挤的车厢里，难免会有一些人小声谈论着什么。

人们谈论着的话题是各种各样的，大都是与股市有关的，毕竟，在南洋，大多数人都持有公司等企业的股份，而且，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股市，所以，。

听着着周围你一言我一语的话声，钱海岳长叹一声，此时，他的思绪是纷乱的，偶尔的他会把目光投向手中的报纸，上面的新闻标题是触目惊心的，也正因此，新年前后，南洋才会掀起声势浩大的捐赠活动。

心里想着，地铁到站了，钱海岳便提着公文包走出了车厢，在出地铁站时，能看到站几名童军的少年，正在那里端着募捐箱，呼吁捐款，过往行人总会塞进一些钱，从旁边经过时，钱海岳也拿出了几块钱塞了进去。

随后，在童军的感谢声中，便匆匆离开了，很快，他就到了南海国学院，这所学院虽然是私立学校，但却是南洋顶尖的国学学府，学校以华夏传统文化为教学研究对象，这是南洋以至整个唐人世界所仅有的，国学院学术空气浓厚，不同流派老师荟萃一堂。

而钱海岳正学院的教务长，作为教务长的他，每天除了讲授课之外，就是不停地对自己编写的《南明史》书稿进行校订，虽然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初稿。但在过去十几年里，他一直在不断的校订，并且经常将书稿借给友人，请友人指正，校正。

和往常一样，来到学校后，钱海岳就到了教室给学生们上课，上完两节课后，这边刚到办公室，就听助理说道。

“教务长，您的办公室来了一位客人。”

有客人？在办公室？

推开门看清楚来人，钱海岳惊讶道：

“宾四先生！”

客人不是别人，正是新亚书院的钱穆院长，他的拜访，又怎么可能不让钱海岳惊讶。

“不用客气，咱们不仅是同乡，还是本宗，算起来还有些亲戚。”

钱穆笑道：

“我这次冒昧来访，是前些天阅读您的《南明史》时，有些不解之处想向你求教。”

“不解之处？”

钱海岳不由一愣，毕竟，眼前的这位可是史学大家，他要是有什么不解的地方，那肯定是自己写的有问题了。

“你的这部《南明史》写的很好，只是略有些许不解的地方。”

钱穆连忙解释道：

“我注意这部书里有一些地方，显得很奇特，比如本纪里从永历十七年开始，每年的第一句话里都是“正朔在东都/东宁”，“明朔亡”这三个字没放在永历三十七年七月甲戌郑氏降清那天，没放在八月壬子清军入东宁那天，而是放在了郑克塽等剃发、入北京那天，几乎就是掰着手指头给“明朔”按天往后延。我想知道这是为何？”

面对钱穆的询问，钱海岳思索片刻，说道：

“宾四先生，我的这部《南明史》这本书是在三一年开始编写，四四年秋完成了初稿。”

钱海岳的回答，让钱穆陷入了沉思，这个时间就决定了这本书的定性和风格，就像当年他编写《国史大纲》时的那种，当年抗战绝望到钱穆写出了国史大纲。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人们一度以为是亡国之战，这种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各行各业。身为史学家钱穆出于民族责任感，废寝忘食地完成了一部华夏通史。

“当年抗战如火如荼、民族危在旦夕。宾四先生曾立誓，“要撰写一部中国通史，讲述华夏文明的沧桑与伟大，让子孙后代不忘先人创业，永著民族精神。”，海岳不才，当年，不敢与先生相比，但心境却与先生相同。”

其实就是一种可能亡国的心态去书写的史书，只不过钱穆书写《国史大纲》是为了文明的传承，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华夏通史，是为了复国。

当年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面对节节败退的现实，大家早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当时乐观的人已经在想着再造华夏，在想着亡国之后的复国大计了。

在即将亡国的危难之际，钱穆先生开始着手编写《国史大纲》。跟古代其他人希望借着修史而青史留名不同，他编写《国史大纲》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青史留名的事情，他想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写下这本国人自己写的最后一本史书。希望能借由《国史大纲》激发出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能够复兴华夏，完成复国大业。

而钱海岳的《南明史》更多的是一种感伤，面对天下灭亡时伤感与不舍，也正因如此，他才会掰着手指头给“明朔”按天往后延，就像在那个绝望的时代，每天睁开眼睛，国家仍在抵抗庆幸，国家仍在，但是明天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心态都是相同的。只有经历过那种绝望的人们才能会和他们产生这样的精神共鸣。

听着钱海岳的回答，钱穆点头，说道：

“我明白了，若是有幸，希望能够为你的《南明史》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