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人站在了公子连的一方,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公子连才是名正言顺的秦国君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秦国自秦简公开始,多少年以来,秦国不但没有实现雄霸天下的宏图伟愿,反而在黑暗的统治下,朝政日益腐败,国力日渐衰弱,整个河西之地都被魏国占领了,秦国上下一片怨声载道。
秦出子时期,秦国的政治更加的黑暗,如此下去,秦国很可能被魏国吞并。内忧外患之下,秦国每个国人都希望,能够出现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改秦国政治上的黑暗、经济上的落后以及军事上的被动,带领秦国重新走向辉煌。秦国的大臣、地主阶级以及自耕农等都明白,秦国唯一的出路,便是着力推翻秦出子的统治,迎接公子连早日归来,在秦国推行新政。
一年之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公子连只需要回到秦国,便很有可能夺回他失去的政权。于是,公子连走到了魏国的王宫,向魏武侯辞行。30年来,魏国对公子连还算不错,尽管是出于政治目的。无论如何,公子连都需要感谢魏国的盛情款待。为了表示这种感谢,公子连向魏武侯发誓,如果自己能够成功夺回失去的权力,在他的有生之年,只要魏国不主动出击,秦国必然不会与魏国为敌。
这种说法看似真情实意,实际上则表现了公子连的一腔豪情和虎视天下的霸气。这让一向眼高于顶的魏武侯心中一震,或许自己放公子连回国等于放虎归山。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魏武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搁浅在浅滩的龙,慢慢地回到属于他的大海。
恰如公子连所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公元前385年,公子连终于回到了阔别近30年的秦国故土。在河西地区,秦庶长菌改早就在那里等待,公子连归国采取的是大张旗鼓的方式。这样能够号召更多的人,名正言顺地回去夺权。
但公子连归国的消息很快就被秦出子之母知晓,于是,秦出子之母紧急调拨了大量的军队前去河西,准备在公子连尚未归来之时,便将之消灭。但是公子连早就预料到了秦出子之母会有此一招,所以在此之前,他就收买了这支军队的将领。整个军队,其实都已经投向了公子连,除此之外,秦国上下许多人听说公子连归来的消息后,皆前来迎接公子连。就这样,公子连兵不血刃便回到了秦国都城雍城,在军队和人民的簇拥下,公子连很快便将少数忠于秦出子母子之人一网打尽。公子连正式坐上了秦国国君之位,是为秦献公。
公子连终于实现了坐上国君大位的愿望,但是他富国强民、雄霸天下的最终政治理想,还远远没有实现。在具备了充足的实力之后,秦献公便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的第一步便是废黜人殉制度。秦国的人殉制度最先出现在300年前的秦武公时期。那时,人们以人殉的数量来显示死去者的身份和地位。为此,秦国每年都有大批的青壮年奴隶被杀。此制度十分残忍,许多劳动力被杀严重阻碍了秦国人口的增加,对秦国的农业生产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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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人殉制度的这些弊端,秦献公改革的第一步便是废除了这种制度。自此之后,秦国大量的劳动力得以存活,投入了秦国百废待兴的大业当中,秦国的工商业和农业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外来人员的流入,让秦国大批荒山得以开垦,田亩面积大大增加。秦国人殉制度的废除,代之以陶俑来殉葬,标志着秦国的封建制度建设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改革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在秦国都城雍城聚集的那些奴隶主阶级,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对秦献公的改革处处掣肘。秦献公大位初立,尚未立下尺寸之功,如果直接和奴隶主阶级爆发冲突,无异于自寻死路。秦献公之所以能够登上君主大位,全靠奴隶主贵族的支持,如果贸然和他们翻脸,必然会落人口实,认为他以怨报德。思量之下,秦献公决定将都城迁到秦国的东部,也就是接近河西之地的栎阳(今陕西西安阎良区之武屯乡)。秦孝公此举一方面可以摆脱奴隶主阶级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他收回河西之地的决心。
秦献公没有选择直接削弱奴隶主贵族权力的办法,而是加强了地主和自耕农阶级的实力。其方法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出租禾。在秦献公的统治下,政府征收赋税的标准,不再是人口的多少,而是土地占有人的实际耕地面积。这样不仅使得国家的税收有所增加,促进了秦国的生产,也在法律上承认了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利。这一措施在秦国的西部地区受到了很大的抵制,而此时秦国的政治中心,早已经不是西边雍城,而是东部的栎阳,栎阳的新兴地主阶级则大力支持改革。
很快,秦国奴隶主贵族手下的很多奴隶,迫于经济上无法忍受的压迫和剥削,不断地逃到了地主阶级这边。无可避免,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必将越来越大。但是与占据国家政权、高官显位的奴隶主相比,地主阶级的实力明显处于弱势,所以在矛盾斗争中,地主阶级经常处于下风。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地主阶级必将采取极端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权益。
为了缓和这种局势,秦献公苦思冥想,最后决定大肆任用有才能的地主阶级代表来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同时,秦献公还颁布法令,允许自耕农和地主阶级在战争中斩获军功,以此来获取爵位。很多经济地位很高但政治地位低下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得以真正地走向社会的上层。一时之间,整个秦国上下充满了勃勃生机,秦军也通过这种方式,得以不断强大。
在提高地主和自耕农阶级的地位的同时,秦献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住奴隶主阶级。其中最有效果的,便是和贵族势力中权力最大的家族结为姻亲关系。秦国的变法阻力逐渐减小,秦人也看到了富国强兵的希望。
在完成了稳定地主阶级和贵族阶级两大任务的同时,秦献公也着手进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秦国经济,控制秦国人口的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大多数几乎照搬照抄自魏国,但是其在秦国的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
秦献公六年(公元前379年),蓝田、善、蒲、明氏等边境地区被秦献公改造成了县,县令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这就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了中央。秦献公得以控制更多的土地和人口。第二年,秦国建立起了市,用来发展和管理工商业,通过抽取营业税,秦国获取了更多的收入来源,国库一改往日的匮乏,变得充实起来。又过了三年,秦献公开始改革户籍制度,五户人家为一个单位,农忙时必须互相帮助,以保证农业的旱涝保收,农闲时则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在战争来临时,可以全民皆兵。一人犯法,五家与之同罪,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人自危,极大地改善了秦国的社会治安状况。
秦国在秦献公的改革之下,国力大大增强。但是在一开始时,秦献公并没有急于和东方六国争夺霸权。反而是励精图治、厉兵秣马,任凭东方六国打得如何火热,秦国就是岿然不动。在这种情况下,秦国人对于收复河西之地,重现秦穆公之时的辉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也不断地凸显出来。
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缓解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秦献公在其晚年时,终于打破了当初对魏武侯的盟约之言,用战争的方式展示秦国的改革成果。
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韩、魏两国兵临周天子封地,威胁周显王,秦献公抓住时机,找准这个借口,起兵勤王。韩魏联军与秦军在洛阳一线交战,韩、魏两军大败,被秦军斩杀了数万人马。这使得秦国在国际地位上获得了很大的提升。秦国很成功地将矛盾从人民内部转移到了国际之上。尝到了甜头的秦国,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他们在西北的高地上虎视眈眈,一旦有机会,便会东出函谷关,参与中原的争霸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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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秦国首要的任务,就是夺取魏国的河西之地。当初迁都,就是为了表示这个决心。秦献公贵为秦国国君,必然会兑现当初的承诺,他一直等待的是成熟的时机。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秦军大举攻击魏国,在失去了吴起的情况下,魏国一败涂地,吴起所攻占的河西之地,全部重新落入了秦国的手中。秦军甚至一度达到了魏国的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杀了6万魏国军队,经此一战,秦国以前所未有的胜利者姿态重新站在历史舞台。秦献公将战争中所收获的领土,都封赏给了地主和旧贵族势力,双方的矛盾得到了缓和。只是秦献公没有料到,数年之后,一个名叫商鞅的人,彻底改变了这种现状。而今日为了缓和矛盾而分封的土地,也成了多年之后改革运动中的最大障碍之一。
当然,此时秦献公所获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秦献公获取了对魏战争的胜利之后,周显王赐予了秦献公“伯”(是霸主的意思)的称号,可谓名利双收。两年之后,秦国和魏国再次交战,这一次的战场在少梁。此次战争,魏国再次遭遇了惨败,甚至连魏国的相国公叔痤也被俘虏。不久,秦献公去世,即位的是秦孝公,轰轰烈烈的秦国变法就要开始了。
而远在东方的魏国似乎感觉到了危机的到来,在秦献公逝世的第二年,便将都城从山西的夏县迁到了河南的大梁。
少梁之战的胜利为秦国赢得了20多年的稳定,毫无疑问,秦孝公获得了充足的时间去发展壮大秦国。于是,有人论道: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方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