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南下入楚(2 / 2)

“您推荐我的初衷,是为了向君主推举人才,还是为了结党营私呢?”这句话立时叫翟璜软了下来。李悝又道:“君上问我该选谁为相,是您还是魏成子。我对君上说,看一个人,要看他平时都与哪些人亲近,发达后又结交哪些人,显要后提拔推举哪些人,不遇时不做哪些事,穷困时不拿哪些东西。有这五条,就已经足够做出决断,因此知道这相位必属于魏成子。您虽然贤德,但哪里比得上魏成子呢?魏成子食禄千钟,其中有九成是为国家花费在家门之外,而只有一成是花费在家门之内,不是这样,怎么将卜子夏、段木干、田子方这样的贤士从别国远远地请过来?这三人都被君上奉为师长,而您推荐的这五个人都被君上列为臣下。光凭这一点,您如何与魏成子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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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听了“您哪里比得上魏成子”和“如何与魏成子相比”这样的话总要发飙,至少是端茶送客。可是翟璜听了,却久久不语左右思量,最后终于向李悝一揖到地,心悦诚服地说:“我翟璜浅薄无行,所言尽是虚妄,我愿终身做先生的弟子,在先生身边聆讯受教。”

这就是魏文侯手下的一班文臣武将,不论是吴起还是翟璜,他们所求不尽是功名利禄,更有自我修养的提高,自己德行的锤炼。这或许就是他们屡屡创造奇迹,立下万世之功的缘故吧,因为他们的心胸很多时候都超越了这个俗世,所以才久久地为这个庸碌的世界惦念、怀恋。

然而,如果这个世界都是像他们这样的谦谦君子,那么天下就太平了。事实上,名与利是如此发光耀眼,早已眩晕了一些人的耳目,叫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位。田文去世后,公叔出任魏国的丞相,他不是一个有着自己政治理想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汲汲于名利的政客。公叔知道,他的才能与威望远远不及吴起,所以睡不安稳、食不知味,日夜担心有一天自己丢掉相印,被吴起取代。

主人的忧虑逃不过仆人的眼睛。

公叔的仆人宽慰他说:“相爷无须忧虑,要赶走吴起此人其实不难。”

公叔问:“你有何办法?”

答曰:“须得想法离间吴起与大王的关系。吴起向来狂傲,其为人又好名贪荣,可是尽管为大魏效力多年,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始终未能拜相,所以您可以对大王说:‘吴起之才天下无双,而魏国地狭,西面紧挨着地广千里的秦国,我担心吴起早晚会离开魏国,到别国高就。’这时大王必然会问计于您。您就可以说:‘我们可以用下嫁公主给吴起的办法试他一试。假如他肯娶公主,就证明他确实有心继续在魏国效力;倘若他拒绝婚事,就说明他早有离开魏国之意。’大王必定会同意这个办法。如此一来,您就可以在家中设宴,请吴起与公主一同赴宴。在宴会上,您可以故意刺激公主,叫她发怒而当众羞辱您,吴起看到了公主的刁蛮脾气,自然会将婚事推掉。”

一切依计而行。吴起看到公主对丞相公叔如此不敬,心想若是当真娶了她,岂非要给自己找罪受?而公主金枝玉叶,又打不得骂不得——这后半辈子岂非毁在这女人手里?于是隔日便入宫向武侯推掉了婚事。武侯以为吴起早有去意,于是态度大转,不再信任吴起。吴起的建议无法被武侯采纳,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武侯的信任,又怕此后惹祸上身,于是离开魏国,南下入楚。

名满天下的吴起很快得到了胸怀大志的楚悼王的赏识,官拜楚国令尹,主持改革。楚国地处南方,无论是文化习俗,还是政治制度,与中原各国都迥然有异。所谓“令尹”,即是楚国的最高官职,上佐国君,下统百官,内摄朝政,外掌兵马,相当于别国之丞相。由于位高权重,干系重大,所以令尹一职一般由楚国宗亲,如芈氏、熊氏等族来担任。吴起这个“外人”能够出任令尹一职,从中可以看出楚悼王对吴起的信任和他有志改革的决心。

楚国沃野千里,地广民众,吴起的改革主要是针对无所作为的贵族阶级。这些贵族寸功未立,只是靠着出身高贵而窃居官位,整日又游手好闲,纵情酒色,搞得楚国上下一片乌烟瘴气。这还不算,他们一日在职,朝廷就要大笔花销以维持他们的俸禄,再也拿不出财货来充实府库,招募兵马和训练军队;而且有抱负、有才华的士人上进的道路也会给他们挡着,无法一展胸中所学,所以造成楚国的人才严重流失。

本来,吴起一个外人,要向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本土贵族势力开刀,说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不过有了楚悼王的大力支持,尽管那些贵族们怨声载道地反对吴起,改革还是能够顺利地进行。

不出几年,楚国在吴起的改革下立时焕然一新:朝纲森严,全国上下依法而行,将士用命,虎虎生风。有这样强悍战斗力的军队,若不能在战场上一展雄风,实在是可惜。所以,几年之内,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这时吴起的地位也日渐巩固。

可是又过了几年,形势忽然逆转:楚悼王驾崩升天了!这对吴起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因为他此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得到楚悼王有力的支持,更不妙的是,他一心公务,拙于谋私,早已将楚国上上下下的贵族得罪了一个遍,现在这些人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将吴起碎尸万段。就在为楚悼王出殡那天,这些宗亲贵族终于起兵,要置吴起于死地。吴起自知必无幸理,索性跑到楚悼王停灵的地方,纵身一跃,扑到悼王的身上,狞笑道:“今日我吴起不会白死,你们都要给我殉葬!”说罢即被乱箭射死。可是射死吴起的箭,也同时毁坏了楚悼王的尸身,这是以下犯上的大不敬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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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太子即位,是为楚肃王。他下令将射杀吴起、有份毁坏先王遗体的人全部抓捕处死。就这样,70余户人家做了吴起的殉葬品。

太史公司马迁这样评价吴起:“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分处于不同的局势之中,自然会有不同的判断和行动,即俗语所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吴起在魏国时,借题发挥地教训魏武侯,说得不可谓不精彩、不深刻。可是他到了楚国之后,情况都已经完全变了。三晋之地,由于地处北方,时常受到戎狄的冲击,所以向来的政策都是强军以立国,故而封建制和礼法制给破坏得早一些、深刻一些,也就早有靠近法家的传统——军队中若无说一不二的军法,如何能够令行禁止,有如何能够集结为一团强大的战斗力?而楚国则不一样,那里物产丰富,从来不愁吃穿,而且又不须时时刻刻面临戎狄扰边的威胁,所以生活安逸,又崇尚巫风淫祀,浪漫而奔放,所以其改革的动力实在不足,若非出了楚悼王这样一个有心争霸天下的君王,楚国肯定只能谨守一隅,等着六国争出个高下,然后选择投降。所以楚国的封建残留是很多的,观乎国内贵族势力如此强大就知道了——令尹一职始终在那几个宗亲家族手里传来转去。

而魏国改革图强之际,除了有吴起,还有李悝、魏成子、翟璜、段木干、田文……明君贤臣,通力合作,改革的阻力自然很小,所以过程也就相对“和平”很多。等到楚国开始改革之时,只有一个吴起孤零零地支撑起改革大业,所以改革的阻力大,少不得动用所谓血腥暴力、狠辣干脆的“雷霆手段”。改革走到这一步,客气不得,那么给太史公说成了“苛暴少恩”也就不可避免了。

或许吴起也知道,这样“硬来”最终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可是大丈夫立身天地间,若贪生怕死、处处顾虑,又如何成就一番大事?“与其默默朽烂,不如从容燃烧”,是也罢,非也罢,成也罢,败也罢,总之要轰轰烈烈地活过一场,才不枉上天赐给的大好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