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戌弭兵使中原大地上出现了一段难得的和平时期，晋楚之间有四十余年没有发生战争。在晋楚两国共同称霸主导的两极格局下，其他诸侯国周旋于两国之间。
晋国和楚国虽然在会盟上屡屡剑拔弩张，争做盟主，但弭兵之后却能够相安无事，礼尚往来。楚令尹屈建去世后，赵武曾经亲往吊唁。而在虢地会盟时，赵武又再次将盟主之位让与楚国。随着晋国国势的衰落，晋国同楚国之间的关系更为缓和，后来更是到了唯楚国之命是从的地步。而楚国虽然对晋国占了上风，国内却频频爆发危机，对外又面临着吴国的步步紧逼，因此两国方能够维持和平。
不过对于其他诸侯国来说，情况并非如此。除了齐国和秦国之外，其他诸侯国几乎都感受到了弭兵之盟带来的新的压力。弭兵之盟的确立，让原本赤裸裸的战争掠夺变成了合乎礼法的横征暴敛。以鲁国为例，作为晋的仆从国，在弭兵会议之前，就已经频频向晋国奉上大量贡物。无论是晋国新君即位，还是迁都，甚至宫殿落成，都需要遣使恭贺，并送上价值昂贵的礼物。除了这些常规的贡品外，晋国往往还临时提出贡品要求。正如《左传》记载晋国司马叔侯所言：“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弭兵会议之后，鲁国需要向晋楚两国同时进贡。沉重的压力一度到了让鲁国不堪忍受的地步，以至于在会盟中提出重新规定贡品数量的要求。
鲁国如此狼狈，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儿去。郑国在子驷执政时，将牛羊牲畜、皮币、玉帛之类放在与晋和楚的边境上，时刻准备进献给到来的晋军或楚军。弭兵会议之后，郑国对晋国这个断断续续敌对数年的大国也是优礼有加。晋平公的夫人去世、续弦，乃至大兴土木，郑国都一而再再而三送上贺礼。郑国执政的子产也不禁抱怨道：“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及，亡可待也。”
然而，郑国毕竟在子产的据理力争下还能与晋国在某种程度上讨价还价。像卫国这样的国家遭遇更惨，甚至沦落到要向晋国进贡人口的地步。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晋国正卿赵鞅将卫国进贡的500户人家安置在晋阳，导致赵氏与范氏、中行氏的互相攻伐。
晋国如此侵凌小国，楚国也不遑多让。弭兵会议后次年，郑国曾经主动派出大夫游吉朝见楚国。谁料楚国认为游吉规格不够，竟然拒绝让其入境，要求郑简公亲自前来朝见。游吉好话说尽也未能如愿，只得愤愤地返回郑国。郑简公无法可想，只好改派游吉去晋国朝见，自己在子产的陪伴下赴楚。
鲁国在楚国也遭受了和郑国类似的待遇。鲁襄公赴楚国朝见时，适逢楚康王去世，楚国居然要求鲁襄公为楚康王的遗体穿衣服。面对此种侮辱，鲁襄公却不敢违抗，只能在叔孙豹的建议下先命巫师做法，驱除棺材和尸体的“邪气”，聊以自慰。楚康王出殡时，鲁、陈、许各国君主都为其送葬。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楚灵王大兴土木，修成章华台，公开召集诸侯参加落成典礼，其中对鲁国更是要求鲁昭公亲自前往，可谓蛮横已极。
虽然小诸侯国不堪重负，但弭兵会议带来的和平还是让各国诸侯从过去国家之间的争斗转向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出现的新问题。为了顺应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带来的政治变化，各个国家都相继推行了一些顺应历史潮流的新政策、新举措，进而导致了春秋时期政治经济的巨变。
晋国受弭兵会议的影响非常深远，会盟所规定的“晋、楚之从交相见”其实对晋国相当不利。因为在弭兵之前的政治局势中，鲁、宋、卫甚至包括郑国都对晋国表示服从，而楚国的从属国只有陈、蔡、许三个规模较小的国家。弭兵会议后，这些国家纷纷向楚靠拢，再加上作为附庸的邾、郯、莒等国家，晋国在中原的影响反而降低。可是晋国之所以答应这一条件，正是因为国内卿族当政，政出多门的隐患即将爆发。
和其他诸侯国公族当政的情况不同，晋国的权力一向掌握在卿族手中。所谓“公族”，指的是历代国君的后代，而“卿族”则是异姓贵族。晋国由于之前经历了大宗和小宗的吞并战争，以及晋献公时期的骊姬之乱，晋国的公族早已不复存在，转而由卿族掌权。卿族的势力愈发强大，国君权力逐渐被架空。这一趋势在弭兵会议之前就已经出现，后来更是因为卿族之间的争权夺利而屡屡导致内乱，晋国国势随之衰落下去，但卿大夫的势力却雄厚起来，到春秋晚期，形成了“六卿”当政的局面。
齐国的情况，同晋国颇为类似。弭兵会议之后，齐国旧贵族高氏和国氏由于内乱，原本已经衰微，但新兴的崔氏和庆氏由于屡屡弑君作乱，也很不得人心。此时由陈国流落到齐国的陈氏（即田氏）趁机收买人心，壮大起来，他们联合鲍氏等卿族，将公族中发动内乱的栾氏和高氏镇压，又取得公族的支持，逐渐成为齐国一家独大的贵族，为战国时期陈氏代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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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的情况比较特别：鲁桓公的后代季孙、孟孙、叔孙三家世袭国政，逐渐架空了鲁国国君，可是到后来，各公族中的家臣却又逐渐兴起，形成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
郑国后来由郑穆公的后代专权，合称七穆。但七穆中的子产却是一位开明的政治家。至于宋、卫两国，虽然君权较强，但大夫势力也不断掀起内乱。总的来说，随着弭兵会议的举行，各国内部的政治局势为之一变，贵族政治逐渐集中，成文法也先后颁布。这两点进而导致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更，将历史推入了春秋晚期。
卿大夫势力的日渐强大，是晋国建立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赵氏、郤氏以及栾氏和中行先后执掌国政，对君权构成了极大危险。此问题不仅在对外政策上影响了晋国的决策，导致了晋国接受了不利的弭兵条件，在国内政治方面也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九月二十六日，赵盾“弑”君，赵氏卿大夫在朝中不可一世。景公之时，诛杀赵同、赵括，赵氏力量被极大削弱，但赵武重立之后，赵氏的势力又渐渐恢复起来。
而至于厉公时期，公族卿士中力量最强的是郤氏，郤锜、郤准、郤至，叔侄三人共列八卿，家族势力达到鼎盛，朝中诸卿无不惊惧。而鄢陵之战后，三郤自以为在晋军大败楚军的过程中立下了盖世奇功，更是煊赫不可一世。而郤氏力量的强大，直接威胁到了晋厉公的统治，鄢陵之战后，晋厉公便一直图谋除掉这些强横的士大夫，代之以自己的亲信部下，尤其是自己诸多宠妃的兄弟。
厉公其中一位宠妃的兄长名叫胥童，此人因父亲胥克为郤氏所废而深恨郤氏，欲除“三郤”而后快。而厉公的另一位大臣栾书也因为郤至在鄢陵之战中没有采纳自己的计策而打败楚军而心生怨恨，于是重金贿赂楚国，令其欺骗厉公说鄢陵之战乃是郤至为了迎立公子周而串谋楚国发动的，只是因为其他盟国尚未准备好才没有成功。栾书并且设计让郤至到周京与公子周相见，这让原本就对郤氏心怀疑忌的厉公更坚定了除掉这一家族的决心。
而由于郤氏一族平日十分骄横，晋国朝野中对其怀有怨恨的人很多，晋厉公指使胥童、夷羊五、长鱼矫带领八百名兵士夷灭三郤，胥童并且趁机逮捕了中军元帅栾书和中行偃等人，要求厉公一并诛灭这些在朝中掌权已久的卿士大夫。而厉公此时偏存妇人之仁，表示不愿因一己之私而杀害更多人，于是释放栾书、中行偃并派人进行慰问。
两人表面上虽然感激国君的不杀之德，但心中却对晋厉公十分疑惧，加之晋厉公素日十分残暴，朝中大臣多将其看做夏桀、商纣之类的暴君。晋厉公灭三郤的次年，栾书串通中行偃将厉公捕系下狱，派程滑将其杀于狱中，死后仅以车一乘薄葬于翼东门，而厉公的亲信长鱼矫奔狄，胥童被杀，几乎被夷灭殆尽。
厉公被杀是晋国自灵公之后的又一次大动荡。而栾书诛灭厉公之后，又以国不可一日无君为借口派遣荀罃、士鲂等人前往雒邑迎接公子周，而公子周也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下登上了晋侯的宝座。
公子周即位之初，年仅十四岁，是为晋悼公。悼公的祖父捷是晋襄公的儿子，虽因年幼不得即位为国君，却得晋襄公宠爱，号称为“桓叔”。桓叔生下惠伯谈，谈即公子周之父。因为晋国“不蓄群公子”的国策，桓叔这一支晋国的苗裔被安置于雒邑。而公子周在雒邑之时，虽然年幼，但已经颇有贤名，通晓诗书，德行高尚，对天下大势也是了如指掌。
而鉴于晋国内部持续二三十年的激烈斗争以及臣下屡次弑君的情况，公子周虽然受邀回国但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心理。厉公死去十天后，公子周在栾书等人的逢迎下至晋。到了绛地，公子周与诸卿士大夫杀鸡为盟，诫告诸臣曰：“寡人羁旅他邦，且不指望还乡，岂望为君乎？但所贵为君者，以命令所自出也。若以名奉之，而不遵其令，不如无君矣。卿等肯用寡人之命，只在今日。如其不然，听卿等更事他人。孤不能拥空名之上，为州蒲之续也！”
晋悼公这席话，看似是与诸臣寒暄，实则是对栾书等人势大欺君的罪恶行径予以严厉的指责，也是逼臣下向自己盟誓要忠于新君。年仅十四岁的晋悼公也从此承担起了中兴晋国的重担。
而悼公即位之后，也确实励精图治。他首先致力于整顿内政，先是处理厉公朝的余恶，以“逢迎君侯于恶之罪”将夷羊五、清沸魑等五人斩首示众，并以杀害厉公之事将程滑杀掉，而对于犯上作乱但又对自己有拥立之恩的栾书，则贬斥其养老，另将其嫡长子栾黡提拔到朝中为官。
随后，悼公便着手于国计民生，减轻赋税，放宽刑罚，免除百姓对官府及贵族的债务，对鳏寡孤独之人予以照顾，援助灾荒，禁止邪僻侈荡之事，并严格规定不准侵犯农时，对国家、大夫、卿士兴建土木工程亦有所限制。
而在对外关系上，晋悼公也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即位第二年，晋悼公即召集鲁、宋、卫、曹、邾在戚地（今河南濮阳北）相会，采纳鲁国仲孙蔑的建议“城虎牢以逼郑”，最终使得郑国脱离楚国而向晋国靠拢，而陈国随后也来归顺。悼公同时采纳了大夫魏绛的建议，与戎狄修好，从而免除了南征楚国时的后顾之忧。
经过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行动，晋国终于具备了南下与楚国争雄的实力。晋悼公也逐渐通过保宋、和戎、联吴及疲敌战法的实施，出现了“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例，亦无贪民”的富强局面，逐渐恢复了晋国的霸业，形成了天下诸侯、以晋为大的霸主地位。
向戌弭兵使中原大地上出现了一段难得的和平时期，晋楚之间有四十余年没有发生战争。在晋楚两国共同称霸主导的两极格局下，其他诸侯国周旋于两国之间。
晋国和楚国虽然在会盟上屡屡剑拔弩张，争做盟主，但弭兵之后却能够相安无事，礼尚往来。楚令尹屈建去世后，赵武曾经亲往吊唁。而在虢地会盟时，赵武又再次将盟主之位让与楚国。随着晋国国势的衰落，晋国同楚国之间的关系更为缓和，后来更是到了唯楚国之命是从的地步。而楚国虽然对晋国占了上风，国内却频频爆发危机，对外又面临着吴国的步步紧逼，因此两国方能够维持和平。
不过对于其他诸侯国来说，情况并非如此。除了齐国和秦国之外，其他诸侯国几乎都感受到了弭兵之盟带来的新的压力。弭兵之盟的确立，让原本赤裸裸的战争掠夺变成了合乎礼法的横征暴敛。以鲁国为例，作为晋的仆从国，在弭兵会议之前，就已经频频向晋国奉上大量贡物。无论是晋国新君即位，还是迁都，甚至宫殿落成，都需要遣使恭贺，并送上价值昂贵的礼物。除了这些常规的贡品外，晋国往往还临时提出贡品要求。正如《左传》记载晋国司马叔侯所言：“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弭兵会议之后，鲁国需要向晋楚两国同时进贡。沉重的压力一度到了让鲁国不堪忍受的地步，以至于在会盟中提出重新规定贡品数量的要求。
鲁国如此狼狈，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儿去。郑国在子驷执政时，将牛羊牲畜、皮币、玉帛之类放在与晋和楚的边境上，时刻准备进献给到来的晋军或楚军。弭兵会议之后，郑国对晋国这个断断续续敌对数年的大国也是优礼有加。晋平公的夫人去世、续弦，乃至大兴土木，郑国都一而再再而三送上贺礼。郑国执政的子产也不禁抱怨道：“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及，亡可待也。”
然而，郑国毕竟在子产的据理力争下还能与晋国在某种程度上讨价还价。像卫国这样的国家遭遇更惨，甚至沦落到要向晋国进贡人口的地步。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晋国正卿赵鞅将卫国进贡的500户人家安置在晋阳，导致赵氏与范氏、中行氏的互相攻伐。
晋国如此侵凌小国，楚国也不遑多让。弭兵会议后次年，郑国曾经主动派出大夫游吉朝见楚国。谁料楚国认为游吉规格不够，竟然拒绝让其入境，要求郑简公亲自前来朝见。游吉好话说尽也未能如愿，只得愤愤地返回郑国。郑简公无法可想，只好改派游吉去晋国朝见，自己在子产的陪伴下赴楚。
鲁国在楚国也遭受了和郑国类似的待遇。鲁襄公赴楚国朝见时，适逢楚康王去世，楚国居然要求鲁襄公为楚康王的遗体穿衣服。面对此种侮辱，鲁襄公却不敢违抗，只能在叔孙豹的建议下先命巫师做法，驱除棺材和尸体的“邪气”，聊以自慰。楚康王出殡时，鲁、陈、许各国君主都为其送葬。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楚灵王大兴土木，修成章华台，公开召集诸侯参加落成典礼，其中对鲁国更是要求鲁昭公亲自前往，可谓蛮横已极。
虽然小诸侯国不堪重负，但弭兵会议带来的和平还是让各国诸侯从过去国家之间的争斗转向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出现的新问题。为了顺应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带来的政治变化，各个国家都相继推行了一些顺应历史潮流的新政策、新举措，进而导致了春秋时期政治经济的巨变。
晋国受弭兵会议的影响非常深远，会盟所规定的“晋、楚之从交相见”其实对晋国相当不利。因为在弭兵之前的政治局势中，鲁、宋、卫甚至包括郑国都对晋国表示服从，而楚国的从属国只有陈、蔡、许三个规模较小的国家。弭兵会议后，这些国家纷纷向楚靠拢，再加上作为附庸的邾、郯、莒等国家，晋国在中原的影响反而降低。可是晋国之所以答应这一条件，正是因为国内卿族当政，政出多门的隐患即将爆发。
和其他诸侯国公族当政的情况不同，晋国的权力一向掌握在卿族手中。所谓“公族”，指的是历代国君的后代，而“卿族”则是异姓贵族。晋国由于之前经历了大宗和小宗的吞并战争，以及晋献公时期的骊姬之乱，晋国的公族早已不复存在，转而由卿族掌权。卿族的势力愈发强大，国君权力逐渐被架空。这一趋势在弭兵会议之前就已经出现，后来更是因为卿族之间的争权夺利而屡屡导致内乱，晋国国势随之衰落下去，但卿大夫的势力却雄厚起来，到春秋晚期，形成了“六卿”当政的局面。
齐国的情况，同晋国颇为类似。弭兵会议之后，齐国旧贵族高氏和国氏由于内乱，原本已经衰微，但新兴的崔氏和庆氏由于屡屡弑君作乱，也很不得人心。此时由陈国流落到齐国的陈氏（即田氏）趁机收买人心，壮大起来，他们联合鲍氏等卿族，将公族中发动内乱的栾氏和高氏镇压，又取得公族的支持，逐渐成为齐国一家独大的贵族，为战国时期陈氏代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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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的情况比较特别：鲁桓公的后代季孙、孟孙、叔孙三家世袭国政，逐渐架空了鲁国国君，可是到后来，各公族中的家臣却又逐渐兴起，形成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
郑国后来由郑穆公的后代专权，合称七穆。但七穆中的子产却是一位开明的政治家。至于宋、卫两国，虽然君权较强，但大夫势力也不断掀起内乱。总的来说，随着弭兵会议的举行，各国内部的政治局势为之一变，贵族政治逐渐集中，成文法也先后颁布。这两点进而导致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更，将历史推入了春秋晚期。
卿大夫势力的日渐强大，是晋国建立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赵氏、郤氏以及栾氏和中行先后执掌国政，对君权构成了极大危险。此问题不仅在对外政策上影响了晋国的决策，导致了晋国接受了不利的弭兵条件，在国内政治方面也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