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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恰巧被督邮张俭发现，张俭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最恨宦官乱权、残害百姓，遂上书弹劾，要求灵帝惩办侯览。此时此刻，灵帝正在其乐无穷地恣意纵乐，刑罚行政皆掌握在宦官的手中，此书还没到灵帝手中，便被侯览扣下，并指使人诬告张俭联络党人，图谋不轨。在宦官的授意下，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趁机奏捕李膺、范滂等人，说他们蛇鼠一窝、结党营私、意图谋害皇帝，攫取军政大权。皇帝闻言，当即大怒，派遣禁军连夜封锁城门，同时遣人前去抓捕李膺等人。可叹他们还没有任何觉察，便身陷狱中，负责刑狱的太尉一职此刻也是形同虚设，皇帝直接下令，将抓捕起来的六七百人要么流放，要么关押狱中。不久，曹节等人又向灵帝进献谗言，说在洛阳城中，士大夫一党还培植了很大一批潜在的势力，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能身居高官，把持朝政，这批势力就是太学学生。他们门阀观念极重，对于自己的恩师可谓言听计从，如李膺、范滂等辈，在太学之中皆是威信很大，党羽众多。
门第形成之后，行业之间的跨越就变成单向性的，即一个士大夫可能被贬谪而成为一个手工业者，但是一个农民是不可能跃上枝头，麻雀变凤凰的。一个士大夫的门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数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为高低的标准。像杨震，四代中出了三个宰相（四世三公）。这种门第，受到社会普遍的羡慕和崇敬。
门阀观念从当时就一直延续，它强固地维持士大夫阶层千年不坠，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的晚清政府，门阀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普遍的影响。
汉桓帝即位之后，政治虽然腐败，但首都洛阳的太学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既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定也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积极支持太学的扩充。到汉桓帝统治中期之时，太学生已多达三万余人。这些太学学生，在学业完成之后，大多会成为汉朝未来的官员，因而为了谋求升迁之道，寻求治国经验，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谈论儒家学派的典籍是其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有心和无意之间，他们也必定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左右朝局的变动和国家形式的发展。
恰在此时，太学之中见李膺、范滂被捕，义愤之下，出言诽谤，写诗赋讽刺宦官朝政。正好为宦官打击太学学生提供了理由。在宦官的蛊惑下，灵帝下令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
熹平六年（公元177年），永昌太守曹鸾见宦官如此作为，朝中大臣大多受到打压，整个汉室几乎无人可用，遂上书要求赦免党人。灵帝没有多少主见，便叫来宦官参详，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言辞直指皇朝大计。如果翻案成功，天下人便会说皇帝冤枉忠臣，不辨是非，支持灵帝的宦官也会遭受致命打击。灵帝闻言，觉得很有道理，他虽然比较同情士大夫，但当危机到自己的安危之时，也只能暂时将事情压下。可他没有料到，宦官们竟然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高潮。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应该说，这次天下儒生与宦官夺权的斗争，如果能够取得成功，或许能够成为汉朝重新崛起的一次契机。可惜，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党人对于宦官的势力错误估计，因而没有在最恰当的时机，给予他们最致命的打击。此外，他们没有意识到，宦官力量的基础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因而并不稳固。如果士大夫阶层稍为讲究一下方法，那么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会变得非常容易。可是士大夫领袖人物，所凭恃的却只是道德上的义愤填膺，所以终于酿成了党锢之祸，而整个局势也糜烂下去。
其实自从东汉章帝之后，汉朝便朝着一个不可挽回的结局欣然迈步。苟延残喘的东汉，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局中支持起来，主要还是依靠着外戚中如邓太后、梁太后等优秀人物给这个行将就木的政权注入一剂良药。
刘氏衰微，为了维持汉帝国的统治，便一直上演着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场景，第一批新贵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场被杀掉。第二批新贵也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场，也都被杀掉。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陆陆续续，让人眼花缭乱。外戚中的这些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窦宪，不可能对于汉朝的衰微毫无警觉，他们的存在不过是历史的一个过客，终究挽回不了大局。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直到宦官专权，士大夫阶级的逐渐崛起，这种皇权和外戚之权的争斗才变换成另一种形势，要么结盟，要么刀兵相见。其实士大夫比宦官执掌大权的时间更久远，但却很难联合起来。而宦官则因为具有共同的志趣，靠近桓帝，身居后宫，而具备一定的天时地利。自桓帝刘志开始，宦官便积极参与皇朝大权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宦官也以正式官员的身份而得以嚣张禁苑、跋扈朝野。此外，他们的亲友，也跟着鸡犬升天。这些新贵跟宦官一样，除了贪污和弄权外，什么本事也没有。外戚中还有很多制约，而宦官则限于皇宫内部，很少私自出宫，因而这些新贵比外戚和宦官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士大夫阶层因此受到更重大的伤害，限于自己的力量，只能暂时寻求与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他们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流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公元159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公元189年宦官全体被杀，共三十一年。
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一则是宦官天生的生理缺陷，导致其心理上的不平衡；二则是在现实世界中，宦官本来就一直被士大夫和外戚压制着，在更多的场合，饱受着侮辱和欺凌，因而造成了他们内心极重的报复心理，一旦他们大权在握，便会肆无忌惮、不计后果地向对立阶级发动进攻。造成的后果，也必当是残酷而惨重的。
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士大夫阶级受到了极大的打压，但也成就了很多人物。一时之间，贤士之名，名满天下，其中以李膺最具代表性。李膺被迫害之后，威信更高，被儒生誉为“八俊”之首。这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不满和蔑视。
及至灵帝即位，对于宦官更加依赖。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小到日常政务，大到人事遴选，几乎全部委于自己宠幸的张让、赵忠等十人，人称“十常侍”。
这些宦官抓住了灵帝年幼无知、昏聩无能的契机，大献殷勤，将皇帝置于掌中。为了让身居内宫的灵帝能够玩乐高兴，宦官专门在外组织了一场“选美”活动，只不过这次选的不是美人，而是俊美的驴子。最终有四匹驴子得以进入皇宫大内，成为皇帝的玩乐之物。灵帝从小金玉之身，十二岁之后又被送到皇宫，哪里有机会能够见到一头驴子，因而一见之下，如见天上神物，喜不自胜、爱愈至宝。随即宦官又为皇帝招来一架驴车，供其玩乐。起初还有驾车之人，后来灵帝失去兴趣，便自己来驾车。这件事情不知不觉便传到民间，京城许多达官贵人问询，不但没有引起他们的醒觉，反而争相效仿，以为时尚，一时民间驴子成为最为炙手可热之物，价格陡涨。
灵帝毕竟只是一个少年，许多事情也只不过出于好奇之心。然而宦官如此，则是放纵灵帝成为一个昏庸无能之人。灵帝自然没有任何觉察。不久，灵帝便失去了驾驶驴车的兴趣，宦官见此，灵机一动，忙找来一只狗，戴上贤冠、穿朝服、佩绶带，大摇大摆地上了朝。待灵帝认出乃一狗时，不禁拍掌大笑，赞道：“好一个狗官。”
古语有云：“士可杀不可辱！”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不是变着方的辱骂群臣百官吗？然而宦官专权，皇帝尚且不过是他们手中一个傀儡，虽然大多数人不堪忍受此等奇耻大辱，却只能心中怨愤，敢怒不敢言。
无独有偶，在朝堂之上，宦官胡作非为；在地方郡县，宦官及其家人更是无法无天。宦官侯览此时已经是位居高官，但他却并不满足。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之时，大肆地侵占百姓的土地，用以修建亭台楼阁，供个人享受。百姓不满其作为，便向县官告发了这件事情，县官见侯览势大，不但不为民申冤，反而将之告诉了侯览。侯览知晓了这件事情，亦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将被侵占田地的百姓都赶出了自己居住的地方，并扬言如果敢回来，便以乱党论处。一时之间，许多百姓流离失所，一片天怒人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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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恰巧被督邮张俭发现，张俭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最恨宦官乱权、残害百姓，遂上书弹劾，要求灵帝惩办侯览。此时此刻，灵帝正在其乐无穷地恣意纵乐，刑罚行政皆掌握在宦官的手中，此书还没到灵帝手中，便被侯览扣下，并指使人诬告张俭联络党人，图谋不轨。在宦官的授意下，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趁机奏捕李膺、范滂等人，说他们蛇鼠一窝、结党营私、意图谋害皇帝，攫取军政大权。皇帝闻言，当即大怒，派遣禁军连夜封锁城门，同时遣人前去抓捕李膺等人。可叹他们还没有任何觉察，便身陷狱中，负责刑狱的太尉一职此刻也是形同虚设，皇帝直接下令，将抓捕起来的六七百人要么流放，要么关押狱中。不久，曹节等人又向灵帝进献谗言，说在洛阳城中，士大夫一党还培植了很大一批潜在的势力，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能身居高官，把持朝政，这批势力就是太学学生。他们门阀观念极重，对于自己的恩师可谓言听计从，如李膺、范滂等辈，在太学之中皆是威信很大，党羽众多。
门第形成之后，行业之间的跨越就变成单向性的，即一个士大夫可能被贬谪而成为一个手工业者，但是一个农民是不可能跃上枝头，麻雀变凤凰的。一个士大夫的门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数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为高低的标准。像杨震，四代中出了三个宰相（四世三公）。这种门第，受到社会普遍的羡慕和崇敬。
门阀观念从当时就一直延续，它强固地维持士大夫阶层千年不坠，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的晚清政府，门阀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普遍的影响。
汉桓帝即位之后，政治虽然腐败，但首都洛阳的太学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既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定也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积极支持太学的扩充。到汉桓帝统治中期之时，太学生已多达三万余人。这些太学学生，在学业完成之后，大多会成为汉朝未来的官员，因而为了谋求升迁之道，寻求治国经验，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谈论儒家学派的典籍是其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有心和无意之间，他们也必定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左右朝局的变动和国家形式的发展。
恰在此时，太学之中见李膺、范滂被捕，义愤之下，出言诽谤，写诗赋讽刺宦官朝政。正好为宦官打击太学学生提供了理由。在宦官的蛊惑下，灵帝下令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
熹平六年（公元177年），永昌太守曹鸾见宦官如此作为，朝中大臣大多受到打压，整个汉室几乎无人可用，遂上书要求赦免党人。灵帝没有多少主见，便叫来宦官参详，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言辞直指皇朝大计。如果翻案成功，天下人便会说皇帝冤枉忠臣，不辨是非，支持灵帝的宦官也会遭受致命打击。灵帝闻言，觉得很有道理，他虽然比较同情士大夫，但当危机到自己的安危之时，也只能暂时将事情压下。可他没有料到，宦官们竟然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高潮。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应该说，这次天下儒生与宦官夺权的斗争，如果能够取得成功，或许能够成为汉朝重新崛起的一次契机。可惜，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党人对于宦官的势力错误估计，因而没有在最恰当的时机，给予他们最致命的打击。此外，他们没有意识到，宦官力量的基础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因而并不稳固。如果士大夫阶层稍为讲究一下方法，那么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会变得非常容易。可是士大夫领袖人物，所凭恃的却只是道德上的义愤填膺，所以终于酿成了党锢之祸，而整个局势也糜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