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评价晋文公，笔者曾经提及过春秋六位霸主，以齐桓、晋文为先，秦穆、楚庄次之，吴王、越王再次之。

齐桓、晋文之为先，因其能兴王事、合诸侯，此道义之先也。

楚国自武王以来，国力愈强，疆土愈拓，武王雄主也，文王贤君也，成、穆虽有昏聩不明之举，不废楚国也。楚庄王时，楚国的实力较之中原霸主并不弱几分。

在楚国国内，由于若敖氏数代以来的高位，专权、斗争、作乱，楚庄王刚刚接手的楚国矛盾激化、动荡不安，如此便有了一鸣惊人的典故中三年不鸣，三年不飞。

作为一个君王来说，什么最重要？处于不同的时期，必然会有一个不同的答案。

而楚庄王先给出的是名势与武功。

楚庄王三年，楚国大饥，戎人攻打楚国。

原本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对于古时候的国家来说，像饥荒这样的灾难都不是人力能够预料与阻拦的。戎人，蛮夷习性，强则侵犯诸侯，弱则退居山林。以民众的立场来说，天灾人祸，都是不能承受之重。可对于庙堂上的权贵们，灾祸和兵事，不过只是政治的一部分，只要不动摇国家、冲击庙堂，无非就是选择如何处理而已。

楚庄王蛰伏不出，楚国人却一时不能解戎人之乱。

乱而不能解，则会自乱阵脚，也会让人有机可乘。

庸人率群蛮准备背叛楚国，麇人率百濮准备攻打楚国。

楚国威慑蛮夷，南方诸侯莫不仰其鼻息。

楚国虽为中原所轻视，但其乃黄帝之后，本身便是华夏传承之一，立国以来，威慑蛮夷，拓土开疆，其功其德，赫赫昭昭，具在史书之中。

如果说饥荒和戎人是可以接受和解决的，一时无法抵御戎人会让楚国的庙堂有些难堪，庸人和麇人的背叛便是一次不小的危机。

在如此内忧外患之下，执政的若敖氏其所暴露出来的无能与不堪，为楚国人所明了，而庄王则是等来了属于他的机会。

庙堂之事，最忌不明局势，便挺身而出，庄王元年，刚刚即位不久的庄王就为人所挟持，楚国庙堂之上的矛盾与冲突，给这位新王狠狠上了一课。

三年蛰伏，庄王等的便是楚国最不堪承受之时，若敖氏手足无措之际。他是楚国的王，本就有统御臣民、安定四境之责，这个时候站出来，名分最正、气势最足。最难能可贵的是，不畏身险，亲临前线，一战灭庸。庄王的威势第一次展露在了楚国人的面前。

庄王拿回了属于他的权势，可楚国内部的矛盾依然尖锐，若敖氏的专权也依然存在。

楚庄王九年，楚国内部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因为有的人已经不满于自己的权势，有的人居心叵测，而有的人却还恍若无知。

蔿贾为报父仇，诬陷令尹斗般，楚王因此杀斗般，而命斗椒为令尹。斗椒专横，囚蔿贾而杀之，欲以若敖氏攻庄王。

当时若敖氏与庄王的实力对比，今人已经不得而知，只能从史书中得知，庄王从容应对，果断出兵，胆魄惊人，临危不惧，可以说以王者之风击溃了乱臣贼子。

至此，楚国的内部安定了，庄王掌控了楚国朝堂，能够全力北上与中原诸侯交锋了。

楚庄王十六年，庄王灭陈国。

楚庄王十七年，庄王克郑都，于邲之役击败晋师。

楚庄王十九年，庄王围宋国。

楚庄王完成了自周朝建立以来，南方诸侯从未建立过的功业，同时也让他成为继齐桓、晋文、秦穆之后的又一位霸主。

当初评价晋文公，笔者曾经提及过春秋六位霸主，以齐桓、晋文为先，秦穆、楚庄次之，吴王、越王再次之。

齐桓、晋文之为先，因其能兴王事、合诸侯，此道义之先也。

楚国自武王以来，国力愈强，疆土愈拓，武王雄主也，文王贤君也，成、穆虽有昏聩不明之举，不废楚国也。楚庄王时，楚国的实力较之中原霸主并不弱几分。

在楚国国内，由于若敖氏数代以来的高位，专权、斗争、作乱，楚庄王刚刚接手的楚国矛盾激化、动荡不安，如此便有了一鸣惊人的典故中三年不鸣，三年不飞。

作为一个君王来说，什么最重要？处于不同的时期，必然会有一个不同的答案。

而楚庄王先给出的是名势与武功。

楚庄王三年，楚国大饥，戎人攻打楚国。

原本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对于古时候的国家来说，像饥荒这样的灾难都不是人力能够预料与阻拦的。戎人，蛮夷习性，强则侵犯诸侯，弱则退居山林。以民众的立场来说，天灾人祸，都是不能承受之重。可对于庙堂上的权贵们，灾祸和兵事，不过只是政治的一部分，只要不动摇国家、冲击庙堂，无非就是选择如何处理而已。

楚庄王蛰伏不出，楚国人却一时不能解戎人之乱。

乱而不能解，则会自乱阵脚，也会让人有机可乘。

庸人率群蛮准备背叛楚国，麇人率百濮准备攻打楚国。

楚国威慑蛮夷，南方诸侯莫不仰其鼻息。

楚国虽为中原所轻视，但其乃黄帝之后，本身便是华夏传承之一，立国以来，威慑蛮夷，拓土开疆，其功其德，赫赫昭昭，具在史书之中。

如果说饥荒和戎人是可以接受和解决的，一时无法抵御戎人会让楚国的庙堂有些难堪，庸人和麇人的背叛便是一次不小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