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自文侯以来，强盛已久，虽有惠君与公子缓相争，朝堂平稳日久。一国一家，不历数代之乱、几十年之苦难，实难以有深入骨血之变革，既无此变革，便无法有焕然一新之气象，家国之实力断无法强盛。

虽有如此之言，天之灾祸，地之凶险，家国之困顿苦难，非人所能预料。然，招才纳贤，为政为国，修德明礼，此正途也。身在正途，可见光明，犹不知前路如何，得利于生民，得利于家国。

既已知内，则当谋之于外。

当时，诸侯之中，秦、齐、楚、魏，四国实力最强，楚国居于南方，与中原诸侯多有不和；秦国久居西戎，远离中原诸侯，与魏国接壤，多有纷争。

魏国想要在外交上有所作为，甚至以此挽回国势，齐国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虽然魏国也曾两次败于齐国，马陵之战，太子申被俘，上将庞涓战死，魏国不得不向齐国低头，与齐国交好，并以此牵制秦、楚两国。

两国相王，明显是早有此意，魏国有交好齐国、挽回颓势之意，齐国有为国正名、称霸诸侯之意，自然是一拍即合。

而放到更长远的时间来看，此次相王，可以算是魏国霸权的一次落幕，齐国开始称霸诸侯。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出自《论语·子路》。

治理一个国家，必然要先正名分，名分已正，言语就能顺理成章，为的是绝灭那些心怀叵测的不轨之念、好事之人的流言蜚语，以及在民众中确立一个事实，形成一个认同。言语顺理成章了，事情就容易成功了，在于阻碍的事物减少了，以及民众更加容易接受和认同。如此而来，国家必然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秩序，各居其位，各行其是，各有所获，生民有所依而存活，权贵有其势而尊荣。虽然如此，仍不免有不法之言与不轨之行，施以刑罚，以惩治不轨。故刑罚因秩序而生，以秩序为本，秩序安稳，则国家有强盛之基。

魏惠君之时，魏、楚、齐、秦、韩等国，或已经变法，或曾经变法。其中，韩国弱小，四面皆强敌，虽有申不害之治，犹显羸弱；楚国居于南方，吴起为令尹时实行变法，然贵族势大，变法中止；魏有李悝变法、吴起之治，国富兵强，至于惠君之时，连年征战，不纳贤良，国家因此空虚，颓势尽显。唯有齐、秦两国，君主贤明，变法之势如朝阳上升，国家有强盛气象。

所谓相王，互相称王，得诸侯之见证，正名位于天下。

对于魏国来说，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魏国，不得不面对几个问题，如何保持住自己如今的地位、影响力，以及接下来怎么面对其他诸侯。

对内，魏惠君卑礼厚财，招纳贤才，企图使国家再度强大。

只是讽刺的是，国家的强大的时候，自有贤才不知珍惜，先人求才纳贤之名，徒败坏之。

可此时的战国，与文侯时已大不相同，诸侯大多从内乱中恢复过来，犹以秦、齐两国为最，三晋之间也不似当初以魏为尊，魏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再次强盛起来，秦、齐、韩、赵都不会允许一个强大的魏国再次出现。

而从魏惠君本人来说，在位三十年，为人、为政，天下诸侯、贤才莫不知之。

魏国自文侯以来，强盛已久，虽有惠君与公子缓相争，朝堂平稳日久。一国一家，不历数代之乱、几十年之苦难，实难以有深入骨血之变革，既无此变革，便无法有焕然一新之气象，家国之实力断无法强盛。

虽有如此之言，天之灾祸，地之凶险，家国之困顿苦难，非人所能预料。然，招才纳贤，为政为国，修德明礼，此正途也。身在正途，可见光明，犹不知前路如何，得利于生民，得利于家国。

既已知内，则当谋之于外。

当时，诸侯之中，秦、齐、楚、魏，四国实力最强，楚国居于南方，与中原诸侯多有不和；秦国久居西戎，远离中原诸侯，与魏国接壤，多有纷争。

魏国想要在外交上有所作为，甚至以此挽回国势，齐国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虽然魏国也曾两次败于齐国，马陵之战，太子申被俘，上将庞涓战死，魏国不得不向齐国低头，与齐国交好，并以此牵制秦、楚两国。

两国相王，明显是早有此意，魏国有交好齐国、挽回颓势之意，齐国有为国正名、称霸诸侯之意，自然是一拍即合。

而放到更长远的时间来看，此次相王，可以算是魏国霸权的一次落幕，齐国开始称霸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