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储，字叔厚，号厚斋、郁洲居士，广东广州府顺德人，明代大臣、文学家。进太子侍讲、翰林学士，参撰《明会典》，迁吏部右侍郎，奉命出使安南，迁吏部尚书，参撰《明孝宗实录》，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迁华盖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出任内阁首辅，授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刚正不阿，在奸臣得道的局势下，力抗邪风，坚决不与宦官勾结，他心系百姓，不忍百姓赋税重压，敢于为他们说话，他敢于进谏，关心国家社稷，巧妙辅政，减少朝政危机。
梁储，自幼才思敏捷，《五山志林》中记述有幼时已显示聪慧的事情：梁储六岁时，一天不小心扑倒在地，父亲扶起他说：“跌倒小书生。”梁储应声道：“扶起大学士。”七岁时，父亲曾经出上联让几个儿子试对：“晚浴池塘，涌动一天星斗。”梁储稍加思索后对道：“早登台阁，挽回三代乾坤。”梁储后慕名到新会，师从于思想家陈献章，自此，梁储的学业大为精进。
梁储在仕途初期，只是担任经籍、图典的编撰工作，孝宗时期政治清明，人才任用也比较公正，梁储在此期间受到重用，从而不断升迁。
武宗时期，君主昏庸，政局混乱，而梁储持正不挠，有匡弼之功，武宗狎弄佞幸，先后宠用刘瑾、钱宁、江彬等几伙蟊贼，废弃纪纲法度，加强盘剥，大量驱斥和杀戮忠耿善良的臣民，导致民不聊生，动乱四起。在正德朝梁储“乃能岳岳怀方，弥缝匡救”，直言敢谏、不畏权势、刚正不阿。
兵部尚书彭泽讨贼有功，却反得罪，“以土鲁番事，本兵预置之死。”梁储力辩彭泽是被诬蔑的，导致当时的权奸也将梁储视为眼中钉。梁储直言说“有功不禄而复得罪，非社稷之福也。……遑恤其它后泽。”由此，彭泽幸而未被免官。彭泽任真定知府，当时太监仗权势，扰乱政令，“阉人数挠禁，泽治一棺于厅事，以死怵之，其人不敢逞。”彭泽以死扞卫，宦官才有所收敛。
世宗即位，彭泽担任兵部尚书，整肃部务。“部事积坏久，泽核功罪，杜干请，兵政一新。”彭泽死后，总制尚书唐龙上言：“泽孝友廉直，先后讨平群盗，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间，俾掌邦政，泽孜孜奉国，复为谗言构罢。今殁已五年，所遗二妾，衣食不给。请核泽往劳，复官加恤，以作忠臣之气。”未被采纳，直到隆庆初才得以实现，“复官，谥襄毅”。面对功臣被诬，梁储选择的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直面良心，有功之臣自当奖赏，反之则无法服众，士气也将受打击。彭泽这位大臣，先后讨平群盗，在以后朝政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若是当时没有梁储的力辩，被免官的话，那将是朝廷的重大损失。
正德帝不体恤民之苦，恣意挥霍，嫌原有宫室不足供其享乐，便降旨重修乾清宫、坤宁宫，大兴土木，后又建造太素殿、天鹅房、船坞，加紧搜刮。梁储恳切规谏，上《请停工疏》“分投前去各处采取大木，烧造砖瓦，但时值民穷财尽之时，猝难办集，非惟工部以为忧，臣等皆切忧之，恨无方，略以佐经费，今大工，若将前项不急之工一并整理，则合用钱粮将何取给。取之官，则官无蓄积，取之民则民已经困敝。”劝正德皇帝节民力、固国本，但正德皇帝却当作耳边风，未采纳。
正德时期，宦官专权，梁储却从不与之为伍，武宗把政事交给陪伴他的八个宦官刘瑾、魏彬、马永成、谷大用等，时人称其为“八党”、“八虎”。由于受到正德帝的宠信纵容，他们骄横跋扈，刘瑾借机招权纳贿、打击异己、把持朝政，朝中大臣们都有所畏忌。有的人是阿谀逢迎，与宦官狼狈为奸，有的人则是宁愿丢乌纱也不依附阉党。梁储担任吏部尚书，是吏部的最高长官，职掌全国官吏的任免考选，刘瑾想拉拢梁储为其党羽，可梁储坚决不依附刘瑾之流，不屈从于权幸。刘瑾便恼羞成怒，对《明会典》吹毛求疵，摘录其中的小缺点，进行非难、诋毁，梁储便被降职为右侍郎。《孝宗实录》撰写完成之后，恢复原职。“瑾憾不已，传旨改南京吏部。”直到刘瑾被诛灭后，梁储才被武宗召回京，官复吏部尚书原职，并且加封为文渊阁大学士。
由于武宗喜好游乐，他身边的佞幸之人常引诱他四处巡游，其中钱宁和江彬是两个典型的人物。武宗本就喜好武事，江彬谈兵于帝前，深得武宗宠爱，引诱正德帝微行、后又怂恿巡幸宣府、南巡，所到之处任意索取，使得沿途官员疲于接待，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扰害。许多大臣们都谏阻，但是引发龙颜大怒，许多官员被狠狠廷杖，梁储在此事中亦多次犯颜直谏，请回銮，皇帝置若罔闻，但并未加罪于他，因为朝中政局还得倚重梁储、杨廷和、蒋冕等大臣。
正德帝听从宠幸的游说幸南海子观猎，梁储与廷臣谏言，正德帝接纳，微服从数十骑幸昌平。第二天，梁储、蒋冕才发觉，追到沙河还是赶不上，只好上疏请回銮。正德帝幸宣府，然后在应州遇到贼寇，险些丧命，梁储等甚为忧惧，急催请回銮，但是上了十余章奏疏，正德帝仍然不为所动，岁除竟然还驻宣府。一个皇帝成日游玩，不理政事，面对这样的状况，梁储担心自己不能胜任首辅的职责，屡请杨廷和还朝，杨廷和还朝以后，梁储于是礼让而位居廷和之下，不计较官位之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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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帝听从江彬谗言，想遍游塞上，于是借口边关危紧，命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师前往，但是阁臣们都不赞同。梁储、毛纪泣谏，百官也哭谏，可正德帝就是要一意孤行。不久毛纪也称病不上朝。“储独廷争累日，帝竟不听。”后来，正德帝又“以‘大将军寿’肃清边境，令加封‘镇国公’。”梁储、毛纪上疏道：“公虽贵，人臣耳，陛下承祖宗业，为天下君，奈何谬自贬损。既封国公，则将授以诰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灵亦肯如陛下贬损否？况铁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寿福无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辞。名既不正，言自不顺。臣等断不敢阿意苟从，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祸也。”说得入情入理，可是正德帝置若罔闻，巡幸宣府、大同，直到延绥，梁储等上疏十余章，正德帝都置之不理。
朱宸濠见武宗整日游嬉，朝政荒废，认为有机可趁，与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加紧密谋，不轨事迹败露，遂决定叛乱，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集兵号称10万。面对宁王宸濠的造反，正德帝却想借此事显示天子威仪，顺便再到江南取乐，便下旨御驾亲征，命阁臣草敕，大学士杨廷和、蒋冕皆引疾，正德帝便叫梁储草敕，梁储深知其真实意图，不肯奉命，还力劝皇帝取消亲征。正德帝虽然大为恼火，却也知道梁储的忠诚之意，只好掷剑悻悻而去，如此逆龙鳞，确实是大大的不敬，可是面对武宗如此荒唐的行为，也只好冒死进言，敢于剑下冒死进言，确实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由此可见梁储刚正的性格。梁储虽然曾经是武宗的老师，可武宗的荒唐是众所周知，不会顾念往日的师长之情。
宗室秦王贿赂武宗的近侍江彬、钱宁、张忠等，请赐关中闲地作牧场，武宗不顾群臣反对，轻率允诺，并命令阁臣起草赐地文书。杨廷和与另一宰辅蒋冕称病不上朝，武宗非常生气，一再催促，梁储知道逃避拖延并非良策，便改变进谏方式，亲自起草敕文，巧妙地把太祖的有关禁令和秦王索地的心计和盘托出：“大学士杨公当草制，念曰，若草制恐贻后悔，不草又恐忤旨，遂引疾。……大学士蒋公亦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与事君。上震怒，内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曰，制曰：‘昔太祖皇帝着今日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广且饶，藩封得之多畜士马，富饶而骄奸人，诱为不轨不利。宗社今王请祈恳笃，朕念亲亲其升地于王，王得地宜谨，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马，毋听狂人劝为不轨，震及边方，危我社稷。是时虽念全亲亲不可得也。王慎之，毋忽。’”武宗看罢，吃惊地说：“原来后果会这么严重！”终于收回成命。若大臣们都引疾回避此事，武宗也不会甘自罢休的，梁储深知武宗轻率的性格，再利用曾为帝师的身份，巧妙劝谏，让武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此才不至于酿成大祸。
武宗荒淫无嗣，孝宗亦无他皇子在者，皇太后命大臣议所当立者，杨廷和举《皇明祖训》，主张立兴献王长子，得到了阁臣梁储、蒋冕的赞同。但迎兴世子应由内阁一人，与中贵勋戚偕礼官前往，杨廷和作为首辅须留在朝中主持大局，杨廷和内心想留下蒋冕，帮忙处理朝中政务而让梁储去迎接新君，却担心梁储因年老不愿意前去，于是假装担心梁储年迈的身体状况，阻止其前往，而梁储说：“事孰有大于此者，敢以惫辞！”遂与定国公徐光祚等迎世子安陆邸，此君便是嘉靖皇帝。
梁储辞官还乡，逝世时享年七十七岁，嘉靖帝念梁储是前朝重臣，特赠太师，谥文康。原配冯氏诰封恭人，累赠一品夫人，生子五人，子孙建祠于广城长塘街，题曰：文康公祠。为人醇谨谦厚，有功不垮，闻谤不辨，为官清廉。
梁储，字叔厚，号厚斋、郁洲居士，广东广州府顺德人，明代大臣、文学家。进太子侍讲、翰林学士，参撰《明会典》，迁吏部右侍郎，奉命出使安南，迁吏部尚书，参撰《明孝宗实录》，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迁华盖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出任内阁首辅，授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刚正不阿，在奸臣得道的局势下，力抗邪风，坚决不与宦官勾结，他心系百姓，不忍百姓赋税重压，敢于为他们说话，他敢于进谏，关心国家社稷，巧妙辅政，减少朝政危机。
梁储，自幼才思敏捷，《五山志林》中记述有幼时已显示聪慧的事情：梁储六岁时，一天不小心扑倒在地，父亲扶起他说：“跌倒小书生。”梁储应声道：“扶起大学士。”七岁时，父亲曾经出上联让几个儿子试对：“晚浴池塘，涌动一天星斗。”梁储稍加思索后对道：“早登台阁，挽回三代乾坤。”梁储后慕名到新会，师从于思想家陈献章，自此，梁储的学业大为精进。
梁储在仕途初期，只是担任经籍、图典的编撰工作，孝宗时期政治清明，人才任用也比较公正，梁储在此期间受到重用，从而不断升迁。
武宗时期，君主昏庸，政局混乱，而梁储持正不挠，有匡弼之功，武宗狎弄佞幸，先后宠用刘瑾、钱宁、江彬等几伙蟊贼，废弃纪纲法度，加强盘剥，大量驱斥和杀戮忠耿善良的臣民，导致民不聊生，动乱四起。在正德朝梁储“乃能岳岳怀方，弥缝匡救”，直言敢谏、不畏权势、刚正不阿。
兵部尚书彭泽讨贼有功，却反得罪，“以土鲁番事，本兵预置之死。”梁储力辩彭泽是被诬蔑的，导致当时的权奸也将梁储视为眼中钉。梁储直言说“有功不禄而复得罪，非社稷之福也。……遑恤其它后泽。”由此，彭泽幸而未被免官。彭泽任真定知府，当时太监仗权势，扰乱政令，“阉人数挠禁，泽治一棺于厅事，以死怵之，其人不敢逞。”彭泽以死扞卫，宦官才有所收敛。
世宗即位，彭泽担任兵部尚书，整肃部务。“部事积坏久，泽核功罪，杜干请，兵政一新。”彭泽死后，总制尚书唐龙上言：“泽孝友廉直，先后讨平群盗，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间，俾掌邦政，泽孜孜奉国，复为谗言构罢。今殁已五年，所遗二妾，衣食不给。请核泽往劳，复官加恤，以作忠臣之气。”未被采纳，直到隆庆初才得以实现，“复官，谥襄毅”。面对功臣被诬，梁储选择的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直面良心，有功之臣自当奖赏，反之则无法服众，士气也将受打击。彭泽这位大臣，先后讨平群盗，在以后朝政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若是当时没有梁储的力辩，被免官的话，那将是朝廷的重大损失。
正德帝不体恤民之苦，恣意挥霍，嫌原有宫室不足供其享乐，便降旨重修乾清宫、坤宁宫，大兴土木，后又建造太素殿、天鹅房、船坞，加紧搜刮。梁储恳切规谏，上《请停工疏》“分投前去各处采取大木，烧造砖瓦，但时值民穷财尽之时，猝难办集，非惟工部以为忧，臣等皆切忧之，恨无方，略以佐经费，今大工，若将前项不急之工一并整理，则合用钱粮将何取给。取之官，则官无蓄积，取之民则民已经困敝。”劝正德皇帝节民力、固国本，但正德皇帝却当作耳边风，未采纳。
正德时期，宦官专权，梁储却从不与之为伍，武宗把政事交给陪伴他的八个宦官刘瑾、魏彬、马永成、谷大用等，时人称其为“八党”、“八虎”。由于受到正德帝的宠信纵容，他们骄横跋扈，刘瑾借机招权纳贿、打击异己、把持朝政，朝中大臣们都有所畏忌。有的人是阿谀逢迎，与宦官狼狈为奸，有的人则是宁愿丢乌纱也不依附阉党。梁储担任吏部尚书，是吏部的最高长官，职掌全国官吏的任免考选，刘瑾想拉拢梁储为其党羽，可梁储坚决不依附刘瑾之流，不屈从于权幸。刘瑾便恼羞成怒，对《明会典》吹毛求疵，摘录其中的小缺点，进行非难、诋毁，梁储便被降职为右侍郎。《孝宗实录》撰写完成之后，恢复原职。“瑾憾不已，传旨改南京吏部。”直到刘瑾被诛灭后，梁储才被武宗召回京，官复吏部尚书原职，并且加封为文渊阁大学士。
由于武宗喜好游乐，他身边的佞幸之人常引诱他四处巡游，其中钱宁和江彬是两个典型的人物。武宗本就喜好武事，江彬谈兵于帝前，深得武宗宠爱，引诱正德帝微行、后又怂恿巡幸宣府、南巡，所到之处任意索取，使得沿途官员疲于接待，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扰害。许多大臣们都谏阻，但是引发龙颜大怒，许多官员被狠狠廷杖，梁储在此事中亦多次犯颜直谏，请回銮，皇帝置若罔闻，但并未加罪于他，因为朝中政局还得倚重梁储、杨廷和、蒋冕等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