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商人在与清政府进行茶叶贸易的尝试失败后，于 1832 年左右将目光转向了广州，一批活跃的英国商人，约翰·史密斯等。当时的广州十三行，掌控着中外贸易的重要渠道。十三行共有约十余家商行。

英国商人约翰·史密斯试图从十三行的行商手中获取茶叶。清政府对十三行的贸易管控严格，规定茶叶的出口必须经过官方许可，且数量有限制。当时规定每年从广州出口的茶叶不得超过一定数量，大约为 4000 万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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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人只好四处活动。他们来到广州的港口——黄埔港，这里每天都有大量的船只进出。英国商人与一些小商贩和当地茶农私下接触，以高价收购茶叶。据记载，当时他们收购的茶叶价格比官方贸易渠道高出约 20%。

而且收集茶叶的方式风险很大。清政府时常派出稽查人员在港口和市区巡逻，一旦发现非法贸易，就会没收茶叶并处以罚款。1835 年，就有一批英国商人在黄埔港被查获，他们收购的约 50 万磅茶叶被没收，同时还被罚款数万英镑。

富商伍秉鉴的家族在广州十三行，茶叶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伍秉鉴祖籍福建泉州，其先祖在康熙初年定居广东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已参与对外贸易。他的哥哥伍秉均创办了怡和行，哥哥去世后，伍秉鉴于1801 年正式接手经营怡和行，开启了他的商业帝国之路。

当时清朝闭关锁国，只允许广东“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作为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几乎掌控了所有与清王朝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伍家的怡和行是十三行中的重要商行，这为其茶叶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怡和行的茶叶贸易在1814 年与东印度公司贸易的茶叶约占行商总额的 16%，到 1830 年提升至 18.6%。大量的茶叶从中国内地汇聚到广州，再通过怡和行等十三行商行远销海外，使得伍家的茶叶生意规模不断扩大。

伍秉鉴的怡和行对茶叶的收购和筛选标准严格。他家的茶叶在品质上优于其他商行，只要贴上怡和行标签的茶叶，便被外商认定为品质最好的茶叶，尽管价格较高，但仍受到外国进口商的青睐，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伍秉鉴一眼选中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并与之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东印度公司的毛料、纺织品等产品透过伍家的怡和行销往全中国，而怡和行的茶叶和丝绸产品也畅销于东印度公司所覆盖的市场。后来东印度公司周转不灵时，常向伍家借贷，伍家也成了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

除了与英国的贸易，伍秉鉴还将生意拓展到了美国等其他国家。他与美国商界渊源颇深，曾帮助美国商人，在美国商界赢得了声誉，其商业帝国的版图覆盖了印度、孟加拉、马来西亚等地，并远至西欧的荷兰、普鲁士等国。他在世界各地都有长期合伙人与代理人帮他打理本地商务，建立起了庞大的世界级贸易网络。

伍秉鉴并不局限于茶叶贸易，还广泛涉足其他商业领域。比如他在广州拥有钱庄、商铺等产业，还参与了美国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通过多元化经营进一步积累了巨额财富。

他具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出色的理财能力，能够准确把握商业机会，将财富不断增值。据估计，1834 年伍家财产已有 2600 万银元，堪称富可敌国。

鸦片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伍秉鉴的命运。战后清政府要赔偿英国巨额款项，广东十三行首当其冲，伍家被勒缴 100 万元，行商制度也被英国借机推翻，外贸特权不复存在。尽管伍秉鉴早把生意拓展到海外，但经此打击他心灰意冷。1843 年 9 月伍秉鉴溘然长逝，终年 74 岁。

英国商人威廉·渣甸在茶叶贸易受挫后，心中萌生出一个邪恶的念头。他想到了鸦片，这种在印度等地种植的毒品。渣甸认为，如果能让中国人对鸦片上瘾，就可以打开中国的市场，获取巨大的利润。于是，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勾结，开始大肆向中国倾销鸦片。

鸦片如同一股黑色的潮水，迅速在中国蔓延开来。富人们把吸食鸦片视为一种时髦的享受，在豪华的府邸中，烟雾缭绕，他们沉醉在虚幻的世界里。甚至在宫廷之中，也有一些人被鸦片的魔力所吸引。鸦片馆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人们在那里吞云吐雾，忘却了现实的烦恼。

鸦片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那些原本强壮的男子，在鸦片的侵蚀下，变得骨瘦如柴，精神萎靡。家庭因鸦片而破裂，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同时，鸦片的泛滥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国家财政陷入困境。

清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鸦片的危害。林则徐，这位刚正不阿的官员，挺身而出。他目睹了鸦片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心中充满了愤怒。林则徐向道光帝上书，言辞恳切地陈述鸦片的种种弊端，强烈要求禁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