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大学士们回到内阁办公处。内阁主要负责起草诏令、审议奏章等。他们会对早朝中涉及的重要事务进行深入讨论，分析各种方案的利弊，为皇帝提供决策参考。内阁的工作时间一般从早朝后持续到下午，若有紧急事务，可能会加班至深夜。
内阁与其他部门的协作主要通过文书传递。接收六部等部门的奏章，进行审议后提出建议，再将处理结果反馈给相关部门。
吏部尚书及官员们回到吏部衙门办公。吏部主要负责官员的任免、考核、升迁等事务。工作时间从早朝后开始，上午一般会处理各地送来的官员考核材料和任免申请。
吏部官员会仔细审核这些材料，根据官员的政绩、品德、才能等进行评估。
下午可能会召开会议，讨论重要的任免决定。若有特殊情况，还会派人前往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一般工作时间持续到傍晚，若有紧急事务也会加班。
户部尚书坐镇，指挥下属官员处理国家财政事务。户部要管理全国的财政收支、户籍管理、土地赋税等。
上午，户部官员会统计各地的税收情况，核算国家的财政收支平衡。同时，户部还要根据国家的需要，合理调配财政资源。
礼部尚书主持礼部工作。礼部主管礼仪、祭祀、科举、外交等事务。上午，礼部官员会筹备各种重大的礼仪活动，如皇帝的祭祀大典、皇室的婚礼等。同时，礼部还要负责科举考试的组织和管理，选拔优秀人才为国家服务。
兵部尚书领导兵部官员处理军事事务。兵部管理军队的编制、训练、装备、调遣等。他们会接收各地军队的汇报，了解军队的情况。兵部还要根据国家的战略需要，制定军事计划和部署。
刑部尚书坐镇刑部衙门。刑部执掌法律刑狱，处理各类案件的审判和刑罚。上午，刑部官员会审理各地送来的重大案件，根据法律条文进行判决。下午，会对一些疑难案件进行讨论，确保判决的公正合理。工作时间通常持续到傍晚，若有重大案件可能会加班审理。
工部尚书指挥工部官员在工部衙门办公。工部负责工程建设、水利设施、屯田、工匠管理等事务。
上午，工部官员会规划和监督各项工程的进展，检查工程质量。同时，会与户部协商工程资金的拨付问题。下午，工部会组织工匠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工程建设的效率和质量。工作时间也持续到傍晚，在重大工程建设期间可能会加班工作。
除了六部和内阁，还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都察院、大理寺等部门。
议政王大臣会议：由满族宗王、八旗、贝勒等上层贵族参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具有决策权。通常在重要事件发生时召开，会议时间不固定。与其他部门的协作主要是在重大决策上提供意见，其决策结果会影响到六部等部门的执行。
南书房是康熙十六年设立，康熙为绕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建立自己的班底而设。南书房的官员（侍讲学士等）随时为康熙讲学、提供咨询、起草诏令等。工作时间不固定，随叫随到。与其他部门的协作主要是通过为皇帝提供建议，影响皇帝的决策，进而影响到各个部门的工作方向。
都察院是行宪机构，最高长官为左都御史。主要负责监督百官，弹劾违法违纪的官员，维护朝廷的法纪和吏治。都察院官员会定期对各个部门进行监察，发现问题及时上奏皇帝。工作时间较为规律，但在发现重大违法违纪行为时可能会加班调查。与其他部门的协作主要是通过监督，促使各个部门依法办事。
大理寺是负责刑狱案件的审理，与刑部、都察院构成“三法司”。在三法司会审中，大理寺掌管复核。大理寺官员会对刑部审理的案件进行复核，确保判决的公正合理。工作时间与刑部类似，若有重大案件可能会协同刑部加班审理。
紫禁城不仅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建筑艺术瑰宝，更是清朝政治权力的中心。在这里，皇帝和大臣们共同处理国家政务，推动着清朝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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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了康熙丰富且忙碌的工作流程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清初文坛的三位杰出文人。
洪昇出生于顺治二年（1645 年）浙江杭州的一个官宦家庭。自幼聪颖，喜好文学，在诗词歌赋方面展现出非凡天赋。他的科举之路却极为坎坷，多次应试不中，生活也历经波折。洪昇四处游历，结交文人雅士，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
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他倾多年心血完成了传奇巨着《长生殿》。他广泛查阅历史资料，深入研究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精心构思情节，反复打磨文字。他将自己对爱情、人生和历史的感悟融入其中，使得《长生殿》不仅有动人的爱情故事，还深刻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
孔尚任出生于顺治五年（1648 年），是孔子六十四代孙。他自幼受儒家文化熏陶，勤奋好学，对文学和历史有着浓厚兴趣。
尽管有着家族的荣耀，但孔尚任的人生也充满挑战。他在科举和仕途上并非一帆风顺。
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他历经多年创作完成了《桃花扇》。《桃花扇》与《长生殿》作者洪昇并论，称为“南洪北孔”，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剧作的最高成就。
孔尚任为了这部作品，他深入南明故地考察，走访南明遗民，搜集大量历史素材。他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现了南明王朝的兴衰历程，深刻揭示了历史的教训和人性的复杂。
方苞出生于顺治四年（1647 年）安徽桐城。年少时便才华出众，六岁能背《四书》，十岁读经史子集。
但方苞的人生遭遇重大挫折，卷入戴名世《南山集》案，被判处死刑，后经多方营救，流放宁古塔。
在流放期间，他依然坚持读书写作，积累了丰富的人生感悟。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他被召回京城，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他主张“义法”，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其中《狱中杂记》以其对清朝司法黑暗的真实揭露而备受关注。他深入刑部监狱，观察囚犯生活，记录下种种黑暗现象，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