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制度得到优化，推行了相对公平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河北部分地区，官府仔细丈量土地，按实际田亩数征收赋税，有效遏制了大户逃税现象。

受灾时，如关中遭遇旱灾，不仅及时减免当年赋税，还发放救济粮。常平仓发挥了重要作用。丰收年，官府以合理价格收购余粮储存；灾年平价售出，稳定粮价。江南某地水灾时，常平仓开仓放粮，保障了百姓的基本生活。

水利工程建设成果斐然。山西的汾河水利灌溉系统得到修缮，周边数十万亩农田受益。四川新修的灌溉渠道，极大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

手工业发展迅猛，其中陶瓷业表现突出。越窑的青瓷闻名遐迩，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的工匠们不断创新烧制技术，使青瓷色泽温润如玉，造型精美多样。如今，不少博物馆都收藏有当时的越窑青瓷精品。邢窑的白瓷产量大增，品质上乘，畅销国内外。

纺织业中，蜀地（今四川地区）的蜀锦备受推崇。成都的织锦工坊规模扩大，工匠们精心设计出新颖独特的图案，蜀锦成为宫廷和达官贵人的心头好。

商业空前繁荣，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人来人往。东市主要售卖奢侈品和高档商品，西市则汇聚了各类日用品和各地特色商品。西域商人带来香料、珠宝等，唐朝的丝绸、茶叶则远销中亚和欧洲。广州设立了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促进了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

这一时期，女性地位也有所提高。武则天的执政为女性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部分女性得以从事商业活动，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

当时，除了上述提到的产业，文学艺术也极为兴盛。诗歌创作达到高峰，书法、绘画等领域人才辈出，欧阳询逝世于公元 641 年，历经陈、隋、唐三个朝代，是初唐时期着名的书法家。褚遂良等书法家的作品备受推崇，他们的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峰。

此外，武则天积极鼓励文学创作。在她的支持下，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初唐四杰得以施展才华。

王勃的《滕王阁序》文采斐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成为千古名句；杨炯的边塞诗气势豪迈，如“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描绘了长安的繁华与风情；骆宾王的《咏鹅》更是家喻户晓。他们的作品不仅展现了个人的文学造诣，也为唐朝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当时，富贵人家的子弟通在家中聘请老师进行教导，学习经典的经史子集。而普通人家的孩子，若有条件，会进入官办或私办的学堂读书。学堂里的教学注重背诵和讲解，学生们要熟读儒家经典、诗词歌赋等。

官办的学堂和私学中，都有老师讲授这些优秀的诗歌。对经典诗作进行解读和分析，学生们则通过抄录、背诵来学习和传播。

此外，文人之间的聚会也是诗歌传播的重要场所，他们相互交流、切磋诗作，优秀的作品往往能在短时间内传遍士林。

当时出名的诗会，如“曲江诗会”，由一些权贵或文人雅士主办。每逢春日，众多文人墨客齐聚曲江池畔，吟诗作对，交流心得。还有“滕王阁诗会”，因王勃的《滕王阁序》而闻名于世，吸引了各地文人前往一展才华。

同时，还有陈子昂等众多文人墨客活跃在文坛，创作出众多优秀作品，共同推动了唐朝文学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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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方面，武则天积极推动军事改革，对军队编制和装备进行了优化和更新。她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防御和管理，多次派遣将领出征，巩固了唐朝的边疆防线。

在这一过程中，她培养了一批忠诚于自己的将领，如程务挺、王方翼等。这些将领在军事上屡立战功，为武则天在朝中树立了威望。

李唐宗室对武则天的权力扩张极为不满。威胁到了李唐王朝的正统地位，多次试图发动政变，推翻武则天的统治。

公元 664 年，太子李弘的突然离世，引发了外界对武则天的种种猜测和质疑。一些宗室成员认为李弘的死与武则天有关，暗中策划反对武则天的行动。

朝中的一些大臣也对武则天的专权表示担忧。他们虽然不敢公然反对武则天，但在一些具体决策提出不同意见。

面对这些压力和挑战，武则天采取了灵活多变的策略。对于李唐宗室的反对，她一方面加强了对宗室的监控和打压，另一方面通过联姻等方式，拉拢一部分宗室成员，分化他们的势力。

在“二圣临朝”时期，李治虽常因病称病，但贡献显着。

政治上，李治善于用人，提拔了许多有才能的官员，完善了唐朝的官僚体系。他还修订法律，使律法更加公正严明。

军事上，显庆二年（公元 657 年），李治遣大将苏定方等征讨西突厥，最终西突厥汗国灭亡，唐朝在其故地设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扩大了疆域。

公元 681 年太平公主出嫁，下嫁唐高宗的嫡亲外甥、城阳公主的二儿子薛绍。这场婚姻旨在巩固皇室与功臣家族的关系，加强政治联盟以稳定朝局。

李治在“二圣临朝”时期，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均有重要作为，与武则天共同推动了唐朝的发展和稳定。

公元 674 年，武则天已经成为唐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李治的权力则被进一步削弱。这一时期的武则天，已经为日后称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她凭借着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权谋手段，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