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在创造其民族性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编撰一种与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民族的”历史，求助于过去时代的合法性，来创造一种现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文化认同感。

现代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建构民族性时都诉诸历史，都从历史当中寻找其诉求的合法性，通过建构一种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来建构集体认同，调动人民的效忠意识和献身精神，动员人民对政治和其他国家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

安德森在强调现代民族建构的同时，也强调了民族建构过程中发生的这种“捏造”历史、“发明”传统的现象，强调这种“捏造”的历史在增进人民之间的内聚力、形成共同文化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康巴塞雷斯、克拉克、达维等人的劝说下，安德鲁逐渐抛弃了之前对法兰西学术院和文学院的固有偏见，开始加大了扶持力度。那是他意识到，通过确定法语的唯一性，以及爱国方向的历史教育，培育民族情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从1797年开始，“历史学”作为一种公民教育的手段，堂而皇之地进入法国官方的教育计划，从最基础的小学教育开始，再到中学教育，并延伸至高等教育，一个不落。即便是在保守的宗教学校的教育体系中，法国历史学也属于强制的一类必修科目。

总之，就是在法国建立大众化的、标准化的公共教育体系，在学校各个年级教授标准的历史教材，以法兰西人历史上的英雄与美德教育学生，向他们灌输法兰西民族的伟大历史，培育他们的民族主义精神。

为此，身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安德鲁化身为“懂王”，不仅亲自参与了《法国史》与《欧洲史》的编撰与审核，而且组织了法国历史学会，出版发行了一系列的历史档案和法国编年史著作。

为此，安德鲁还在《费加罗报》上，以“管杀不管填”的匿名身份，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课》。

小说主要讲述在普奥联军入侵法国期间，一名外表怯懦，但充满正义感与爱国精神的法国乡村教师阿尔丰斯·都德，在面对外来侵略者时，配合游击队进行了一系列英勇抗争的故事。

最终，都德老师为了掩护负伤的几名游击队员，主动暴露了自己。在教授完学生们最后一课，他义无反顾的走上敌人的绞刑架。

没错，安德鲁在借助虚构的文学方式，向国民灌输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来构筑一个由他来领导的，全新的且强盛的法兰西共和国及法兰西民族。

如果说法国的民族觉醒属于法系的国民主义，那么德意志的民主觉醒，就是德系的先验主义。而且这种德意志模式，在另一时空，属于世界上最为广泛的一种民族建构思路。

也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赫尔德依照法国人的经验，提出了“民族精神寓于语言之中”，同时他反对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他认为民族语言先于理性而存在，是否拥有法国人所谓的理性，并非构建民族的标准。

此外，法国人妄图以理性主义为借口推广法语教育，是对早已存在的德意志民族精神遗产的打压。基于此，德意志民族必须尽力发掘以（泛）德语为基础的古老德意志文化传统。

另一时空的赫尔德，其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不仅为德国在日后反抗法兰西民族主义的运动中，找到了自身民族建构的法理依据，甚至为19世纪绝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标杆。东欧诸民族运动，芬兰，远东的几个国家都采用了这种路径模式。

通过先验主义式的民族思维路径，民族主义者会宣称自己的民族在恒久远的一个时代就已经存在，证据则是能代表本民族的语言、文学、绘画、音乐，高贵民族精神并非存在于上流贵族人士（通常是讲法语的人）的言谈举止，恰恰存在于乡野民俗阿公阿婆的精怪故事中，正如格林兄弟不遗余力搜集德意志民间故事，瓦格纳在齐格飞的日耳曼多神教中寻找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样。

不过在本时空，赫尔德的上述哲学思想并没有出现在普鲁士和德意志。那是在1797年的冬天，由于连夜撰写《与上帝的几次谈话》系列的赫尔德，因为突发了一场伤寒，医治无效后逝世于家中。

对于可能威胁到安德鲁法国核心利益的，这些“尚未出名的历史名人”，穿越者一贯都是提前重拳出击，直接在肉体加以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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