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安德鲁直接插手了外交部的内部事务，更换了法国驻俄大使，将年轻的科兰古侯爵，变成了新闻记者出身，政治敏感性更强的克拉克。

克拉克长期以来，都是安德鲁司令官、救国委员会委员、执政官的“御用记者”，之前还担当法国驻丹麦全权大使。他曾在去年有力配合弗恩指挥的突击队，赢得了哥本哈根海战。

尽管出于维系法俄关系友好的目的，安德鲁在第八次瑞俄战争中，两度力挺保罗一世，将法军的二流制式武器，诸如胜利者臼炮与前装线膛枪等售卖给俄国-军队，但私下的小动作也不少。

包括允许留置西波美拉尼亚地区的瑞典军队与芬兰民兵，携带他们的武器，返回芬兰总督区，从而成为了瑞典防御东面俄国的主要军事力量。

等到保罗一世决定任命库图佐夫元帅、乌沙科夫海军上将为瑞俄战争的陆军与海军总司令之际，安德鲁知道瑞典守不住芬兰了。

原本，法兰西执政官还在纠结波罗的海三国中，不听话的“森林兄弟”，居然在私下里绕开了军情局，公然联合芬兰民兵，协调共同抗击俄军。

等到临近6月，在法普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安德鲁已改弦更张，默许，纵容，甚至让军情局下场，将波罗的海与芬兰湾一带的反俄抵抗组织联合起来，对俄国人实施游击战。

以前撤走的法国-军事教官，还有军情局特工，又重新回来了。

与此同时，各种法军淘汰下来，或是战场缴获的制式武器备，还有各类军需物质，借助不同的途径运到了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等的抵抗组织手中。

……

基于东方传统的道德观念，安德鲁以各种理由，拒绝接见俄国皇储亚历山大，这个未来的弑君者、弑父者。

所以，在进驻柏林数周以来，法国执政官只是命令自己的侍从长，科兰古侯爵去招待远道而来的俄罗斯皇储。

原本，安德鲁指望亚历山大碰了软钉子后，就知难而退，或是返回圣彼得堡，或是前往瑞士伯尔尼，探望被他视为父亲的老师，拉阿尔普，后者如今已是瑞士邦联的执政官之一。

但显然，安德鲁严重低估了那位年轻俄国皇储的忍耐性。那是亚历山大从幼时开始，在与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一世的交往，或是交锋中，不断磨练出惊人的意志力与忍耐力。

哪怕连续四周遭遇安德鲁的冷遇后，亚历山大依然能“保持初心”，每日定时的彬彬有礼的来拜访，或是说是“折磨”法国执政官的侍从长科兰古，令后者身心疲倦、苦不堪言。

7月31日，安德鲁收到了波兰方面军的军情报告，宣称前日，在大批俄属波罗的海舰队的掩护下，俄国元帅卡缅斯基率领2万俄国陆军，还有普鲁士亲王路德维希的8干普军残兵，已经登陆柯尼斯堡，并成功接管了这个城市的1.2万普鲁士守军。

在决定接见亚历山大的半小时前，安德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签署了来到柏林的第一分处决令。处决名单一共有两位普鲁士军官：路德维格·约克·冯·瓦滕堡上校，冯·吕措夫上尉。

上述二人的罪名，不仅是拒绝向法军投降，他们还在暗地里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准备潜入柏林，行刺法兰西第一执政官。

受这一桩阴谋案牵连的，有庇护两位阴谋者的勃兰登堡的行政长官，亚历山大·多纳伯爵，还有阿恩特、泰奥多尔·科尔纳、马克斯·冯·申肯道夫和弗里德里希·吕克尔特等政治诗人，以及被认为有牵连的尼布尔、施莱尔马赫和阿尼姆等编辑，同样也遭遇到法国宪兵队的逮捕，随后被军事法庭判决，流放在西波美拉尼亚地区，服苦役15到20年。

在得知此事后，施泰因等人还想向埃尔隆伯爵夫人再度请求，希望后者能说服安德鲁执政官能够赦免这些“可怜的人儿”，至少不要判处两位军官死刑，但遭到了鲁尔公国太后的婉言拒绝。

最后，伯爵夫人很是无奈的道出实情，说“一次仁慈”，并不再插手此事。因为她被安德鲁告知，有效的赦免令仅有一次，却已经在两周前，用于被流放的舒伦堡亲王身上。

至少在短时间内，埃尔隆伯爵夫人也将是无能为力。

需要说明的，瓦滕堡上校与吕措夫上尉两人，在另一时空的1813年之后，是普鲁士军队中反法派系的中坚力量，仅次于布吕歇尔，属于安德鲁罗列的必杀名单之列。

尤其是后来晋升普鲁士元帅的瓦滕堡，在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后，几乎是一己之力，成功说服了俄国沙皇和元帅，从而让2万多被俘普军士兵重获自由，成为反法联军的一员。

事实上，如果瓦滕堡与吕措夫两人能够识时务、随大流，主动向法军投降，而不是潜伏于勃兰登堡，组建不知所谓的“荣耀普鲁士”的反法组织，安德鲁还不至于坚持要处决普军的两个小人物。

而勃兰登堡的前行政长官，亚历山大·多纳伯爵，自然是卷入了“荣耀普鲁士”的阴谋中。幸好这位伯爵属于高级行政人员，从而能在法国的军事法庭下，免于一死。

至于阿恩特、科尔纳、申肯道夫、吕克尔特等政治诗人，以及尼布尔、施莱尔、马赫和阿尼姆等编辑，这些德意志文人的被捕，大都属于无妄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