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把马德里与巴塞罗那的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

很快，安德鲁就点到了军情局主管的名字。而上述发言的次序也是房间里的座次排序。

“是的，特派员公民。”布鲁斯放下手中的咖啡杯，继续说道：

“当下，在军事强硬派遭遇到一连串的重大失败之后，架空首相戈多伊的内阁们已纷纷辞职。数天前，戈多伊已从马德里郊外埃尔巴尔多王宫回到了市区的首相官邸，重新执政，而他挑选的新内阁成员也大多是改良派，另外他本人兼任外交大臣。

在回归政坛的当天，这位西班牙首相已通过我们设在马德里的秘密外交渠道，表达了继续两国和谈的意愿。此刻，外交大臣助理弗朗西斯男爵就在前往巴塞罗那的途中。而未来的具体和谈纪要，将会由肖弗兰公民做日常通报。

与国内格局的类似，在加泰罗尼亚的临时议会中，以迪亚纳伯爵为首的温和派占了大多数，他们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完成加泰罗尼亚问题的最终解决。依照弗兰克公民的指示，在与西班牙王国和谈后期，将会加上加泰罗尼亚的本土代表；

至于拉洪克子爵和卡柏莱男爵为代表的投诚派，他们的忠诚度最高，甚至愿意跟随法军继续征战，向西攻打萨拉戈萨，向南拿下巴伦西亚，恢复原有的阿拉贡王国的历史疆域。对此，我秉承弗兰克公民的意愿，已正式回绝了他们的请求。

和国内政坛一样，这个包容性极大的临时议会中，也不缺乏极端保守派和雅各宾派激进分子。对此，弗兰克公民尊重了加泰罗尼亚民众的选择，但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则：谁在明里暗地鼓吹与煽动暴力，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一律打倒。”

听到这里时，安德鲁也进一步做了补充。

他说道：“是的，在军情局镇压各种极端派与激进分子的行动中，军方务必紧密配合，尤其是圣西尔将军的卫戍师团和絮歇上校的宪兵团。如果各方势力仅限于议会内部的政治争斗，那就属于加泰罗尼亚的内政问题，我们原则上不予以干涉。”

顿了顿，安德鲁想到了国内的糟糕***势，也随口提了几句。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你们也不要贸然介入国内政局，恪守中立将是在座公民们的政治立场，尤其不要在公众场合，发表有着政治倾向的讲话。当下的社会风气非常不好，复仇主义者影响了国民公会的政治决策，他们对雅各宾派份子的清算行为，有进一步扩大化的危险。包括军方与政客在内，很多人都希望我积极介入巴黎政坛，但被我断然拒绝，不是不愿意，而是当下的时机不成熟。

另外在巴黎那边，差不多是每隔一段时间，巴黎警察局，城防宪兵就会联合国民自卫军镇压一起左派或是右派策动或未遂的骚乱，尽管规模依然不大，但次数变得日益频繁。现在，我在此可以断定，未来的大规模叛乱已在酝酿中。

那些参与叛乱的组织与民众，或许有着他们的正当理由，但正如我之前的表态一样，巴黎的任何暴力行为都将严重损害共和国的健康，必须予以坚决的制止。说的再直白一点，我们军人的职责是捍卫法律和守护秩序，而不是叛乱者口中难以界限的公平与公正！所以，这一政治立场将在加泰罗尼亚驻军中得以体现。”

应该说，这是安德鲁第一次在内部军事团体，公然谈及他个人的政治立场。之前，除了绝对心腹布鲁斯与前副官絮歇之外，安德鲁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大多都是在遮遮掩掩，含糊其辞的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

现如今的法国，大部分民众已经厌倦大革-命下的无情专-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接受或是认可一些君主主义者（君主立宪派）的意见。在这些人看来，只有传统与合法继承的国王能够结束三年的政治与经济动乱、宗教分裂、持续战争,与无稳定工作及生活变得恐惧。

但至少在目前，持有保王党的观念的人并非主流，那是以安德鲁为代表的军中利益既得者，决不允许保王党上台。

所以，君主主义者还在继续等待时机，等待雅各宾派俱乐部被取缔，等待之前的革-命积极份子被镇压，等待外国势力，尤其是英国人送来的屠杀法国人的枪炮弹药……

虽说在首都巴黎，那些小规模的激进左派和极端右派的起义，或是暴乱，由于警察局的成功干预，其间的杀戮并不多，仅仅是零星发生，或是说受到了热月党人的严格控制。更多的，只是一群“叛逆期的青年们”与雅各宾派分子的互殴。

但在外省，尤其是在法国东南方的里昂、马赛、土伦与普罗旺斯地区，一种被安德鲁称之为“白色的恐怖”正在四下蔓延，并激烈地进行着。

这一段“尚未发生的历史”深刻的记忆在穿越者的脑海里，那是他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就是讲述这种“白色恐怖”。

这一时期，受难者变成了之前施暴的雅各宾派革-命积极份子，而审叛者是被前者追杀的“保王党”、“邦联派”、“温和派”与宗教团体，包括“耶稣派”“耶和派”、“太阳派”。

在里昂，97名以前的恐怖份子被屠杀于监狱中；在艾克斯昂省又有30名以“残酷之极”的罪名被斩首；同样的情形发生于阿尔勒、阿维尼翁与马赛……

在塔拉斯孔，有两百名蒙面人夺取城堡监狱，捆绑犯人，并将他们丢进罗讷河；而在土伦，倾向雅各宾派的造船工人想着奋起反抗这种新的白色恐怖，但遭遇残酷镇压。一名被释放的吉伦特派分子，直接率领军队向工人们发动进攻，并将他们全部消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恐怖一直都不曾结束，它只是形式上发生了改变。

至于谁对谁错，已经很难区分了，就连后世的法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楚，更别说德国人与俄国人。

至于安德鲁，他也只会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出发，以现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继而从中选择一种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

所谓的公正与公平，永远都是相对的。

……